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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完善机制大众传媒 　　摘要：大众传媒作为政策体制外的一种社会力量，其对政府政策行为的合理性、公共性、有效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大众传媒所提供的真实与有广度、深度的信息为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提供条件，媒介对民众接近的便捷性和大众使用媒介的有效性使得民众参与政策行为过程成为现实。政策的民主性与公共性一定程度得以实现；大众传媒将有新闻价值的个人“问题”引向公众议程，以聚合公众意见影响政府决策议程，使分散的、潜在的社会意愿和要求转化为明确、集中的政策要求；政策方案优化的目标是政策的公共性、可行性，大众传媒通过提供公开与充分辩论的公共平台促成这一目标；政策执行是政策系统过程的核心环节，以舆论监督为主要形式的新闻价值追求使得大众媒介对政策的执行情况与政策绩效能够进行客观地报道，为政策的修补或终止提供客观依据。 　　关键词：大众传媒；政策议程；公共性；政策执行；公共平台；媒体监督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影响政府政策行为的要素很多，其中大众传媒是对政策行为可以产生显著影响的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主要是源于数量众多的大众传媒对于政策对象的可接近性与接近的便捷性，以及出于市场惯性推动媒体所获得的不完全的公共性与独立性。这种影响贯穿于政策行为的整个环节：从传媒设置“问题”性议程与引发舆论，促使政府关注此问题开始，到传媒为社会民众尽可能提供利益表达机会以完善政策方案的制定，再到媒体对政策实际执行情况的监督、政策绩效的客观评估与报道结束。政府是通过政策手段对社会利益和公共资源作权威性、倾向性分配的，这种分配需要依赖一些外在的制约手段以保证其相对公平。大众媒体在提醒、敦促或监督政府政策行为应该吸纳那些远离权力中心的群体之利益诉求方面以及有效监督这些政策的实际执行方面已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具体地说，大众传媒对改善政府政策行为的积极作用突出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大众媒介为高质量的政府政策活动提供必备的条件即较高程度的民主与科学元素 　　 　　传统型的政府决策一般会面临三个困境：信息不完全，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现时的模糊性。大众传媒对政府决策的深度介入可以一定程度地减少这些不确定性。美国政策学者赫伯特?西蒙把决策过程具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探查环境，寻求决策条件的情报活动阶段”大众传媒的调查报道活动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情报收集手段。大众传播活动的情报功能其实在中国近代社会就已被开明人士所利用，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到虎门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搜集外国人在广州、香港、澳门等地所办的报纸，组织人员翻译，将西方列强的有关情报汇集在一起，以制定对策。魏源延续了林则徐将报刊视为情报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 　　政策的科学性与信息的全面性、真实性成正比。经验型决策已难以应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现代决策与经验决策的不同之处除了前者拥有专家的专业知识与技术、一套固定的程式支撑外。全面而充分的信息提供也是非常显著的差异因素。政策方案制定实际上是信息的输入――处理――输出的过程，无论政策问题界定、目标确立、方案拟定或是方案实施后的调整、废止，都离不开全面、准确的信息。政府机构专职人员的调研、民主党派的调研在收集信息的随时性与广泛性上不及大众传媒的调查。政府相关部门的信息统计因为涉及政绩评估因素，在微观真实的把握方面可能没有媒体可靠。一些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信息有时不能通过日常正规渠道获取，而是由进行异地监督的媒体提供。大众媒体借助专家学者对新闻事件进行分析透视，集中针对某一类问题所形成的一定规模的信息对政府决策的完善可以产生建设性作用。 　　数量庞大的大众传媒在人们的生活空间里触手可及．为了获得媒体影响力并进而占据市场，媒体所扮演的“亲民”角色使大众媒介对民众接近的便捷性和大众使用媒介的有效性已不亚于任何一种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装置。如果把民主看作科恩所说的“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那么，大众传媒在这种管理体制中的位置举足轻重。决策的民主强调“自由的、平等的、参与的”决策属性。大量的经验个案证明，媒体无论在促成民主的广度、民主的深度或扩大民主的范围方面，都应该比其他要素或手段更为显著有效。一个国家政策的民主程度其重要表现在于政府的公共政策是否均衡合理地体现了有关阶层和群体的利益，社会各阶层的意见对政策有无影响。大众传媒在市场惯性的推动下，这种民主公共设施使大众实际地参与政府决策成为可能。这种民主既包含了利益整合的广泛性，也意味着讨论协商的充分性。最好的政策。就是民众最大限度参与的政策。 　　 　　二、大众媒介能及时敏锐发现有新闻价值的“问题”并有效将之转化为政府政策问题 　　 　　发现问题是政策活动的起点。社会中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