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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祖父崔廷献的经过 　　寿阳县库仓村崔廷献是我的爷爷，他在清末民国时期担任过葫芦岛开埠局长、山西省民政长、财政长、六政考核处长、省议会议长、河东道尹、天津市长等职。但他在我三岁的时候就病逝了，可是他却成为带给我半生耻辱和灾难的人。 　　祖父是怎样影响我的 　　读初中时我因在北京市统考中成绩优秀，获得北京市“学习优良”奖章，并考入北京最好的女中――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我精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学习保尔积极要求进步，但就是入不了共青团。1958年我高中毕业考大学时，因家庭出身而大学不予录取。 　　为此，为了脱资产阶级的胎，换无产阶级的骨，证明我是祖国的好女儿，我一个人跑到了黑龙江北大荒农场当了一名农垦工人。第一年冬天，我住的房子四面墙壁结着一指厚的冰，晚上戴着狗皮帽子睡觉，早晨起来被头上一层白白的霜，洗脸毛巾冻成冰疙瘩，几天不洗脸，一个冬天没洗过脚，我挺过来了；为提高饲养幼鸡的成活率，我30多天晚上不回家，住在鸡舍外屋，一夜起来几次去照看新孵出的小鸡；为带领山东支边青年脱土坯先把泥和好，我不顾来月经的危险，光脚跳进带着冰渣的水里用脚踩泥；我被评为“六红青年”，入了共青团，被接纳为“非党积极分子”，成为党的培养对象。 　　为了掌握科学技术更好地报国，我考上了八一农垦大学。但自从1961年我走进知识分子队伍的那一天起，当工人时的一切人格尊严全没了，我成为了政治上不可信任、不可重用的“另类人”。先说我的家庭出身是“资本家”，要经常批判资产阶级家庭并与之彻底划清界线，有人甚至要我与家庭脱离关系才能表明我划清了界线；“文革”中因我出生在香港说我有“海外关系”成为“特嫌”，我被?N大字报、被批判，我被定为“可教育好子女”从农业技术员岗位上解职下放劳动；随爱人工作调动搬家，我调到科研所后，研究室让我给工人讲农业技术和数学、语文课，但上报给所党委的教员名单却是另一个比我出身好、不担任讲课任务的人；我潜心试验研究，我写的科研论文在省里获最高奖，但却一直受到打压，甚至没有权利去参加我承担的科研课题全国协作会年会，而是派一名不承担此项课题的党员代我去参加；1987年进行高级技术职称评定时，也是上级领导单位进行质问，才不得不把我的名字补上……直到1990年12月我申请入党三十年、我51岁时才被接纳为“自己人”入了党，我被任命为《红兴隆科研所所志》主编。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三十多年我不能被大学录取、我得不到信任重用的原因竟是那个在我三岁时就死去了的爷爷。后来是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给我家作证才解决了问题。我真不懂为什么？ 　　没想到祖父是一个爱国爱民的官 　　退休后，当我想要了解祖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时，我的大爷、父亲、叔叔全都病逝了，没有人能告诉我祖父到底做过什么事。1997年初我爱人刚刚病逝，我就凭了一张祖父的照片，在天津市政协常委、86岁的谢天培老先生指点下坐进了天津市图书馆，开始阅读1928-1930年的《大公报》和当年出版的有关书刊，并阅读了文革前山西出版的《文史资料》。我在图书馆整整坐了45天，每天中午就用一个面包充饥。我翻遍了所有的书报，都说他是一个爱国爱民的清官，是一个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践行者。 　　为了了解民情，他上任天津市长的第一天就在《大公报》上登出《崔廷献启事》，规定每天早8时至10时接待市民来访；又创立了含有各界代表三十多人参加的“天津市政临时咨议会”，定期讨论天津市政问题。 　　他为打造廉洁的天津市政府，首先“惩治贪官”，实行“用人公开”“财政绝对公开”“以廉能二字要求”。他事事从自己先做起，首先辞去了天津市房产处处长这一肥缺；“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不敢居诸同人之后”他“少领工薪，少支公费，以为同事之表率”。 　　为了扶植民权，实现三民主义的地方自治、市民自治、市长民选的目的，他顶着阻力成立了“以百家为一‘街’，二十五家为一‘闾’，五家为一‘邻’的‘街闾邻’组织”并五次亲自召集街长副（一千多人）、分区召集闾、邻长（近万人）开会，训练他们学会掌握民权，要求他们“要宣达民众的疾苦，条举兴革事宜，各自调查本区内何者为利，何者为害，陈明市政府定能害则除之，利则兴之”。1928年11月2日《大公报》刊：“崔市长特定自昨日起，于五日内分别传询各街长副，以便下委。上午10时按名册逐一询问各街长副生活状况、所操职业及愿否充当街长副、曾否在社会办过公益事业。每询问一人毕，必加以勉励，直至下午一时始行竣事。”并说：“大家任事需清廉公正而和平，不得藉公济私或压迫人民，须知土豪劣绅在此时万无存在之余地”。以至于从来不用最高级形容词褒奖人的《大公报》写到：“崔市长对于举行市民自治极具热心。” 　　他以民为本，把是否取得民众信任作为衡量政府工作成绩的尺度。为繁荣经济他说：“工业不发达，只有商业，利于人而不利于我，必须是基于工业的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