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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支出行为成本―效益分析 　　从经济角度上来说，任何一种行为都有投入与产出。投入就意味着支付一定的代价或称做成本，产出则可获得一定的利益或效益。进行公共支出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所应包括的成本和效益的内容不同于私人项目。公共支出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的理论渊源是福利经济学，其原则是：选择决策项目时，最好的规则就是选择能最大化社会净收益的项目。在这个前提下，提高公共支出效率的途径有：创建科学有效的委托途径，引入新公共管理模式，引入外部制衡力量。 　　[关键词]公共支出；成本―效益分析；新公共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Ｆ224．5[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4－518X（2008）11－0072－06 　　李银珠（1954―），女，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财税理论、金融理论。（广东广州510632）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层财政与农民增收关联研究”（项目编号的阶段性成果。 　　 　　政府经济职能主要体现在通过收支分配活动，将私营部门占用的或可能占用的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中，由政府支配使用。由于一定时期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在配置资源时，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将有限的资源交给政府支配或交给企业和个人支配，哪个更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显然，只有当资源由政府支配能够比由企业或个人支配产生更大的效益时，政府占用资源对社会才是有益的。因此，政府在作出公共支出决策之前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是必要的。 　　 　　一、公共支出的成本―效益分析概述 　　 　　从经济角度上来说，任何一种事业（无论是企业、个人还是政府经营）都有其投入与产出。投入就意味着支付一定的代价或称做成本，产出则可获得一定的利益或称为效益。但进行公共支出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所应包括的成本和效益的内容不同于私人项目。这一问题的提出源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部门生产者在进行项目评估时只会考虑私人的成本和效益（或称内在的成本与效益），而公共决策的制定者的目标函数却是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因此，公共支出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不仅需要考察项目的直接成本与收益，还要考察它可能产生的外部性或称间接的成本与效益。 　　内部成本与外部成本的总和称为社会总成本，内在效益与外在效益的总和则称之为社会效益，社会效益与社会成本的差额为总的社会净效益。[1]成本―效益分析（Ｃｏｓｔ－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简称为ＣＢＡ）是一种经济决策方法，其最一般的形式是分析某个项目带来的资源配置变化。所以就理论而言，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是简单明了的问题，人们只需要观察该项目完成前后的资源配置状况，给定计算社会福利的某些标准，就可以对其进行比较。如果项目完成后社会福利有所提高，那么该项目就是有价值的，否则就不是。更确切地说，成本―效益分析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在投资项目方案之间，根据净效益的评估进行抉择的方法。抉择指在评估分析并确定其可行性之后，进行比较与选择。而可行性的确定，就是看其净效益是否大于零。如果净效益大于零，投资项目可行；如果净效益小于零，投资项目不可行。 　　通常情况下，成本―效益分析具有展望性（评估待实施的项目方案、法令规章等），有时也可作追溯性的检查。因此，成本―效益分析主要有助于决策者而不是管理者，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2] 　　 　　二、成本―效益分析的理论渊源――福利经济学 　　 　　按照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只有有助于增进社会经济福利的经济活动才是可取的，讨论政府干预经济的首要的事情就是：福利的标准是什么，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进社会福利。人们如何知道他们是否已达到最高经济福利。如果在政府干预经济的过程中，社会上一些人的状况变得更糟了又如何衡量。 　　19世纪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了一种标准，称做帕累托最优，似乎解决了上述问题。帕累托最优指的是：资源配置已达到了这样一种境地，无论作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一部分人受益而没有其他人受损，也就是说，当资源配置能变动，且当配置变动增加社会中至少一个人的福利，而不减少任何他人的福利时，就没有达到最大经济福利；相反的，当不可能增进一个或几个人的福利，而不减少至少一个其他人的福利时，就达到了最大社会经济福利[3]。这种主张符合“社会福利是个人福利的总和”这一经济前提，所以得到西方经济学者广泛的赞同。从理论上说很难推翻它，但同时人们也意识到，它在政策决定方面不起实际指导作用。这种标准的主要缺点是不能应用于这样的情况，即资源配置增加某些个人的福利，而同时减少另一些个人福利。实践中，这种某些人得利而另一些人受损是常发生的事，某些人得利而无人受损反而是罕见的。因而当推行某种措施使人与人之间的得失有变动时，这种标准就不能被用来决定最大福利问题。总之，“帕累托最优标准”是纯理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