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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传递过程中科层损耗博弈分析及启示 　　在公共政策传递过程中,公共政策制定者和地方执行者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一种博弈关系#65377;当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效用函数与执行者的效用函数发生偏差时,个人价值最大化动机将导致执行者对公共政策作出符合其自身利益的理解并予以修正式执行,从而造成公共政策地方科层损耗,导致公共政策实际社会效益低于预期效益#65377;本文在对地方科层损耗形成机制及其效应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博弈模型深入阐释,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65377;该分析突出了对公共政策传递过程的研究,弥补了相关领域研究的不足,为提升公共政策执行效率#65380;确保公共政策预期社会效益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65377; 　　[关键词]公共政策;科层损耗;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9)08-0197-06 　　薛亮(1980―),男,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博弈论#65380;产业经济学;(湖南长沙 410083)汤乐毅(1966―),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南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65377;(江西南昌 330077) 　　 　　公共政策一般指政府作为行动主体在某种特定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上,采用特定的社会#65380;经济手段去实现特定社会目标的行动或行动方针#65377;公共政策过程一般包括政策目标设定#65380;政策效果分析预测#65380;政策编制#65380;政策主体研究和政策的传递及实施过程#65377;其中,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是保证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其预期社会效益的实现有直接影响#65377; 　　本文分析的公共政策地方科层损耗是特指在既定的利益结构#65380;行政传统偏好条件下,受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驱使,地方政府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并进一步谋求利益而对上级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进行有利于其利益诉求的扭曲#65380;形变,予以修正式的执行,而形成的公共政策预期社会效益与实际社会效益的差异#65377;公共政策地方科层损耗区别于根据地方差异和各种不确定因素而对公共政策作出的有利于其执行的形变,是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谋取私利的机会主义行为#65377;公共政策地方科层损耗发生在公共政策过程的传递及实施阶段,在我国,转型期的社会特征以及依区域原则组织的经济体制,[1]使政府政策呈现灵活性强[2](P67)#65380;不确定性大#65380;密集度高以及传递环节多等特点,加剧了这种科层损耗#65377; 　　公共政策地方科层损耗既涉及公共政策传递#65380;实施过程机制问题,也涉及地方政府官员的机会主义行为问题#65377;以往对相关方面的研究也基本上是从以上两个方向进行的:一是在公共政策过程机制研究方面,有一种观点是将政策的制订过程(目标设定#65380;政策效果分析预测与政策编制)等同于政策过程,这种分析忽视了非对称信息#65380;个人机会主义以及个人利益最大化假设的存在,其分析结论是政策实施效果等于预期效果;另一种基于政府干预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则在此基础上深入一步,注意到了政策传递过程中的动态性和滞后性(财政政策#65380;货币政策传递过程中的“时滞”效应),但其分析对象仅限于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传导,没有考虑转型社会条件下政府管理#65380;调控社会运行的政策传递过程,也没有分析在信息不对称#65380;机会主义以及个人利益最大化条件下政策执行过程的损耗效应#65377;二是在政策执行者机会主义行为研究方面,有不少政治学家和法学家从政治学#65380;法理学和社会正义的角度出发,政治学和法学的研究方法强调政治结构和法规的重要性,注重合法性与非法性的区别,他们倾向于将政策执行的机会主义行为等同于一般的官员腐败行为;经济学家则力图将政策执行的机会主义行为纳入理性选择框架,20世纪80年代有克鲁格和巴格瓦第等著名学者论证了政府干预与腐败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3](P291-303);卡多和泰罗从博弈论角度出发,提出产权的界定不清是腐败行为产生的根源[4](P223);与此相对应,制度学派由于将制度#65380;政策看作过程,因而对于政策执行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研究较为深刻,他们认为导致政府维持无效率的制度安排或无法消除制度不均衡等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官僚政治#65377;[5](P399) 　　可以发现,已有的研究要么忽视了在不确定信息和机会主义条件下,公共政策传递过程中的科层损耗;要么虽然注意到政策执行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但却没有将之纳入公共政策传递及实施的机制之中来予以专门研究,甚至将之与一般的腐败行为相混淆#65377;因此,公共政策传递过程中的科层损耗研究尚显缺乏#65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