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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祭人类学解读 　　摘要：在人类学看来，公祭具有多元性、地方性、族群性、社会性和政治性等特点。公祭的多元性是文化多样性的一种表达，公祭的地方性是地方性知识的一种凸现，公祭的族群性是族群认同的一个边界，公祭的社会性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手段，公祭的政治性是一种文化权力的控制。因此，不可轻易否定公祭。但举行公祭必须慎之又慎，必须有理有利有节地举行，制定公祭的法律法规，严格公祭审批，使公祭能在法制的规范下进行，既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又能够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贡献出应有的力量。 　　关键词：人类学视野；公祭；文化多样性；地方性知识；族群认同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9)02―0009―05 　　 　　经历了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至今近100年的洗礼，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既有继承，又有重建。在对中国乃至世界有重大意义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重建中，公祭热的兴起，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试从人类学的视野对公祭的可行与否做出分析，就教于方家。 　　 　　一、争论：公祭的可行与不可行 　　 　　十几年来，在中国出现并逐渐形成了公祭热潮。从开天辟地、抟土造人的盘古、女娲到三皇五帝，再到大禹、商周朝祖先后稷等都有祭坛，诸葛亮、包公等文武圣人也年年享受香火，而且还有大批民族神、地方仙、行业圣也都排队等候着“公祭大典”。公祭活动越来越频繁，公祭规模越来越大，公祭投入越来越多，参加公祭活动的官员级别越来越高，有的公祭还号称为“国家级”的。各地为了争夺公祭资源，出现了“伏羲东奔西走，黄帝四海为家，诸葛到处显灵，女娲遍地开花”的热闹局面。 　　面对越来越热的公祭潮，各界对此也争论不休，认为可行者有之，认为不可行者也不少。 　　认为可行者的理由主要是：第一，传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将祭祀与战争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历朝历代的皇帝自称受命于天无不大兴祭祀。祭祀既然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地方政府自然责无旁贷。第二，增强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2008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湖南株洲炎帝陵管理局副局长谭艳向大会递交了一份《关于炎帝陵公祭由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牵头组织，邀请国家领导人参加的建议》，建议国家打造“北祭黄帝陵，南祭炎帝陵”的中华祭祖大格局，以满足更多的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探源、谒祖归宗的心愿，使之成为凝聚海内外华人的纽带和桥梁。第三，可提高城市的知名度，方便招商引资。第四，为当地旅游业创造机会。第五，借着祭祀美化城市，提高城市档次。 　　认为不可行者的理由主要是：第一，奢华公祭浪费公共财产，劳民伤财，助长了民间祭祀奢侈攀比之风，甚至会造成严重的资金问题和土地问题。第二，对待传统的正确态度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代帝王自称受命于天，故才会相信祭祀能带来国泰民安，同时古代官员要通过祭祀活动实现“教化”，要通过祭祀宣扬封建伦理制度。今天我们的政府的性质和任务都与封建王朝有着本质的区别，没有必要把封建时代的做法一一捡起。今天官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把参与祭祀作为自己的工作。第三，扭曲了地方政府的政绩观。第四，打造城市名片、招商引资、为当地旅游业创造机会，并不是只有公祭某个历史文化名人一条路子。每个城市都有自身的优势，关键在于能否找到这个优势并将其转化为经济效益。更何况，从实际效果来看，目前国内也没有哪一个城市是靠祭祀发家的。第五，“国家级”公祭违法，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著名学者葛剑雄对“国家级”公祭黄帝提出质疑。他认为，黄帝大多是后人根据对先民的传说和崇拜塑造出来的，如果将黄帝祭升格为“国家级”，实际上起了强制公民信仰的作用，就违反《宪法》关于公民信仰自由的规定，也违背了科学精神，不利于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和科学教育。因此，民间信仰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应该允许公民或民间社团举办，而政府不应该再办祭祀。吴祚来也认为，炎黄时代中华民族的土地上就已是多民族共居共荣、多元文化发达的时代了，我们今天仅用两个部落的首领作为人文始祖的象征，既不科学也是对历史的不尊重目。 　　当然，也有人认为适当公祭是有益的，只是公祭活动应量力而行，不能异化成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公祭不能泛滥，应体现神圣肃穆的文化气氛，提升公祭文化品位和社会效益。施爱东对学术界对于公祭的批评则直截了当地说：“学术成果永远只能是具体专业中的部分真理，若是用以指导生活，必将顾此失彼。生活只是学术的观察对象、描述对象，而不是批评对象。” 　　对公祭可行与不可行的沸沸扬扬的种种看法，究竟孰是孰非? 　　 　　二、记忆：公祭的历史与定位 　　 　　在热闹非凡的公祭热中，究竟什么是公祭，人们并不是很清楚。有人就认为，公祭，顾名思义就是以公家的身份去祭祀先祖。这种看法太简单以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