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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经权论涵义及历史价值 　　摘要：在先秦儒家思想中，经权问题的讨论是与义利问题结合在一起的。在儒家思想家对经权问题完善的过程中，也预示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表现了儒家的人文主义观念的提升，同时也折射出儒家价值体系向权威主义衍化的历史趋势。 　　关键词：先秦儒家；经权；道德原则；道德选择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07)03-0105-03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经与权的关系涉及的是道德评价和道德选择的问题。在伦理学上被引申为特殊情况下人们选择道德准则或道德行为时应当有所变通，反复权衡，从而做出最佳的选择或评价。“就‘经’与‘权’――‘常义’与‘应变’――矛盾统一的模式本身而言：它揭示了道德原则的绝对性与灵活性的统一，道德实践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以及实践低层次的道德原则应服从高一层次道德原则的要求。” 　　孔子是明确提出经权观念的思想家。他在《论语?子罕》(以下只注篇名)中提出：“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思是说，可以同他一道学习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种成就；可以一道同他取得某种成就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礼而行；可以一道同他事事依礼而行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通权达变。当然，孔子经权思想的外延是非常丰富的，包括日常生活、处世原则、君臣关系等等。 　　相较于孔子，孟子对经权关系有了更为明确的论述。他在《孟子?尽心上》(以下只注篇名)中指出：“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为百也。”孟子在对固守原则不知变通(“执一”)和中道(“执中”)的否定中肯定了权变(“权”)重要价值和意义。他认为，“执一”就是拘守规范不知权变，“执一无权”必然导致一般规范的僵化，并使之难以应付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反过来限制了规范本身的作用。作为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的孟子，在经权思想上的讨论要比孔子深刻和丰富得多。 　　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总结者，荀子对经权观做了更为细致的分析。如果主体能够在具体境遇中面对世界，毫不退缩，并成功应变，那就能从一个方面实现自身的价值。他把这样的人称为“通士”。“物至而应，事起而辨，若是则可谓通士矣。”(《荀子?不苟》)(以下只注篇名)以善于应物为“通”，表现了荀子对境域中具体权变的注重。荀子还从当时的各种社会关系入手讨论了忠君孝亲原则的可变通性。“今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子道》) “比干、子青忠而君不用，仲尼、颜渊知而穷于世，劫迫于暴国而无所辟之，则崇其善，扬其美，言其所长，而不称其所短也。”(《大略》) 　　透过相关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出，在“行权”和“执经”之间，儒家有重视“行权”的传统。但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即儒家对“行权”的重视并不意味着是对“执经”的简单否定，相反地，他们是对“经”的优先肯定之下谈论“行权”的必要性的。 　　应该说，孔子经权问题的提出是出于对其他哲学问题的思考。我们知道，孔子在对义与利的辨析上，表现出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与确认义的至上性相应，孔子首先将关注的重点指向了道德原则的绝对性。以仁道而言，主体必须无条件地时时恪守，不可违背这一至上原则。“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仁道的外在表现即为礼，仁与礼尽管在内涵和外延上有区别，但作为一般的道德原则，二者在作为道德原则普遍必然性的意义上具有相通之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源》)礼作为道德原则，构成了无条件的绝对命令。道德原则一旦被赋予无条件的、绝对的形式，就具有了对感性利益关系的超越性。“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这里，从道德原则与具体利益的关系上，进一步突出了原则的至上性。 　　孔子在突出道德原则的至上性、绝对性，当然并不仅仅是出于对当然之原则本身的偏爱，这里有着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道德规范作为一定时期社会关系的反映，总是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人的社会本质属性，所以，对道德原则的态度，往往反映了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看法。从这一角度看，孔子赋予道德原则以绝对性的形式，同时即意味着对人的类本质的提升，而后者在更广的意义上又蕴涵对人作为族类存在的人的价值的尊重。孔子将道德原则看作无条件的绝对命令，同时又有另一方面的含义。这就是当他在强调当然之则的至上性时，他也表现出了某种独断论的倾向。尽管如此，但作为儒学的开创者，他的态度还不像后来的正统儒家那么狭隘。在肯定以原则规范现实的同时，他并不完全否认原则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