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正的法律技术跟政策(下)8434617.doc

PAGE PAGE 1 司法公正的法律技术与政策(下) 　　——对“彭宇案”的程序法思考 　　关键词: “彭宇案”/证人制度/视听资料/经验法则/证明责任/和解/调解 　　内容提要: “彭宇案”反映了我国民事诉讼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证人制度、视听资料、经验法则、证明责任的适用以及诉讼和解、调解与裁判的选择等。从理论和司法政策视角来分析本案可以看到，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和实践中应当妥善认定法院庭外调查收集证据的效力，法官应当以普通人的一般的社会认识为基准来运用经验法则，视听材料的证明效力要在考察其制作人与案件的利害关系的基础上进行认定，法院应严格按照证明责任分配规范来审理案件，而且不应当盲目采取调解和和解手段来解决诉争。 　　四、本案与视听资料 　　本案在一审审理中也使用了多种证据方法，其中包括原告的儿子提供的用手机拍摄的笔录资料，在判决书中此证据被称为“电子文档”，是关于派出所询问原告、被告笔录的所谓“电子文档”。如果按照民事诉讼的证据理论，此证据按照属性可归为《民事诉讼法》第63条所规定的证据种类中的“视听资料”。所谓视听资料，是指利用录音、录像等技术手段反映的声音、图像以及电子计算机储存的数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15) 本案中使用手机内置的数码拍摄功能对询问笔录所拍摄的影像，在《民事诉讼法》的证据种类上应当属于典型的视听资料。这也是本案最有争议的证据之一。从判决书的内容来看，对于该视听资料，双方应当是进行了质证。原告出示或引用了该证据来证明是被告撞了原告。判决书中转述了被告对此证据的质疑，指出：“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是复制品，没有原件可供核对，无法确定真实性，且很多内容都不是被告所言;本案是民事案件，公安机关没有权力收集证据，(16) 该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不过，法官并没有认同被告对该证据的抗辩，相反，对该视听资料的合法性和证明力予以了认定，但认定该证据和反驳被告的抗辩均没有说明理由。 　　随着电子技术的日益普及和生活化，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事实经常可以使用电子技术手段记录下来，一旦发生纠纷，作为记录事实的证据就越来越多地在诉讼中使用。由于视听资料是利用电子技术所记录的，所以也存在着篡改、伪造的可能性，因此，视听资料在诉讼中的合法性和证明力问题也常常是诉讼中争议的焦点。(17) 　　在本案中，手机拍摄笔录的影像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派出所询问原告、被告双方的笔录原件丢失了，如果没有丢失，这一视听资料就没有多大证据价值了。该笔录反映了对原告诉讼请求极为有利的事实，相反则对被告不利。被告在证据抗辩中指出，原件丢失，电子文档无法与原件核对，无法确定其真实性。关于视听资料，在诉讼中经常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该视听资料的合法性问题;二是该视听资料的证明力问题。这两个问题有时又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本案中如果该手机拍摄的内容与原件不符，就属于伪造，该视听资料不具有合法性，也同时涉及证明力的问题。 　　关于本案视听资料的证据效力问题，被告对有利于原告的视听资料的抗辩理由是，其无法与原件核对，因为原件已经丢失。这就涉及原件丢失后，其复印件是否具有证据效力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证据规定》第49条的规定，如果符合以下情形的可以不出示原件：(1)出示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并经人民法院准许出示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的。(2)原件或者原物已不存在，但有证据证明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或原物一致的。这也就意味着即使提供复制件，其复制件也具有证据效力。笔者推测，在庭审中当原告出示手机拍摄资料时，被告提出了要求原告出示其原件的证据抗辩主张，但显然，本案法官没有接受被告的这一证据抗辩。这也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的，只是应当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是将是否出示原件的判断权交给了法院或法官，即法院或法官可以自由裁量当事人是否应当出示原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可以任意裁量，法院的裁量仍须符合经验法则和法理。在被告质疑原件丢失事出蹊跷时，法官应该具有裁量的情理根据，即对不出示原件，认可复制件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证据规定》第49条第2项的规定，虽然原件不复存在，但有证据证明复印件、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一致的，也可以不出示原件。在本案中能够证明此事实的应该有两个证人：一是原告的儿子，一是当场询问当事人，并制作询问笔录的民警沈某。从证明力来看，原告的儿子如果作为证人作证，其证明力相对低一些，而民警沈某作证的证明力要高一些。如果该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证，即使没有原件，也有可能确定该视听资料的证据效力，但遗憾的是本案中并没有这样做。 　　在审查认定证据效力时，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证据规定》第65条规定，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其中与本案举证有关的事项有：证据是否是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