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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人民承诺等 　　关于“对人民的承诺” 　　张国福 　　 　　每个领导在干什么?他的职责是什么?什么时间能找到他?怎么能联系到他?这些对每个民众来说都是特别关心的事,因为有事可以找到他们。对领导干部来说,为了提高执政能力,必须向民众作出承诺,这样不仅鞭策自己好好工作，而且为民众提供了一把利剑,来帮助和监督自己努力工作,不犯或少犯不必要的错误。 　　为了提高执政能力,为了小康社会的早日到来,每个领导干部乃至每个公务员应向民众作出承诺――为人民服务。一个政府,一个单位,领导干部应当起模范带头作用,把自己的职责、工作时间、联系方式张贴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口;虚心接受民众的监督,这是上岗必须的一步。每位公务员也应履行。 　　我们的领导干部和公务员都这样做好不好?我们的要求高不高? 　　 　　法庭上谁坐中间，是个问题 　　彭之乐蔡 欣 　　 　　一天出庭，审判席上坐着三位法官大人，我很纳闷，为啥主审法官坐在旁边呢？ 闭庭后向法院的书记员请教，才知道，按照有关规定，主审并不一定是坐中间的，坐中间的应当是官职最大的人（比如这个庭上就是庭长坐在中间）。所以，如果主审法官的官职不是合议庭中最大的，就不能坐在中间位置。 一般的庭上最大的官就是庭长了，可遇到大要案，院长来了，这时，庭长也得靠边儿坐。 　　我并不笼统地反对这样“按资排辈”的做法，“等级”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秩序，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当把“谁该坐中间”当成一个司法相关的问题时，我却不敢苟同“官职最大的，而不是主审的法官坐中间”的状况，因为这明显流露着一种“行政”的痕迹，而不是“司法”。 　　“行政”讲究命令与服从，所以让官职最大的人来当“核心人物”是当然的；但“司法”追求的是公正，这就需要一定程度上的“独立”。如果某位法官主审案件，但不是其自己担任审判长，不是自己坐在法庭的中间席上，要得到“官大的”同意以后才能得到所谓的“合议庭决定”，那么，“司法”与“行政”就显得没有本质的不同了。甚至有时，就算主审法官就是最大的官儿，坐在法庭中间，庭长也会坐在旁听席上来听庭审。合议庭讨论案件时，庭长再背着主审法官跑到院长那里去汇报，最后从院长那里带来“指示”变成所谓的“合议庭决定”。 　　很多人对法院体制的行政化提出的批评已经很多，就不再重复了。这里，我只想强调：法官判案靠的是智识――法律的、专业化的，而不是靠行政级别。官职大的人说的话就一定对吗？甚至有时他根本对案情没有太多了解啊！在法庭上、审判中，一位没有领导职务的法官，并不能被同是合议庭法官的行政领导视为其下级，至少在法律面前是这样。“司法独立”的一个精髓也许就在于此。 　　 　　莫让基金会变成“养老院” 　　刘 鑫 　　 　　目前，一些基金会等民间组织事实上成了行政和事业单位退职领导和其它“老弱闲散”人员的养老院。我们的一些政府将基金会视为政府的附庸，将其作为安置单位中未到退休年龄富余人员的中转站，使其成为看报休闲的养老院，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空架子。这是行政权力的一种变相延伸，既阻碍了公民和政府之间“通道”的顺畅，也为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提供了额外的门道。 　　在前不久清华大学NGO（民间非正式组织）研究所针对全国上万个民间组织的调查中发现，被调查的民间组织中，有49.2％的组织执行负责人在担任该组织领导人之前在行政部门任职；有27.9％的人曾在事业单位任职。基金会等民间组织的成长，是中国公民社会兴起的标志。只有代表公民的各种组织从底层兴起，才能改变中国从上而下的计划式管理模式，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政府权力的过度膨胀和滥用，才能使社会更富有民主和活力。因此，包括基金会在内的民间组织，必须警惕，既不能成为充满官气的“二政府”，也不能成为政府部门闲散人员的“养老院”。 　　 　　女研究生自杀、知识分子迷信的哲学问题 　　沸 腾 　　 　　南京市一名女研究生找工作屡屡受挫，于是求问于路边的算命先生。当算命先生告诉她是她的命运不好而造成时，她的精神防线轻易就被摧毁，在自己的房间里上吊自杀（2004年12月14日《江南时报》）。无独有偶。四川省阆中市彭城镇中心学校后面是一座坟山，一些胆小的学生晚上不敢出门；又因安全事故频发，校长于是在教学楼和公寓楼背面让巫师给贴了很大的两个“符”字，并在学校大门旁点了两个菜油灯驱鬼（2004年12月19日《华西都市报》）。 　　一位学习医学的研究生，居然相信迷信而轻易自杀。一位小学的校长，至少受过中师以上正规教育，居然在学校请巫师做“法”、画“符”和驱“鬼”。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这个严酷的现象，反映出目前中国的哲学教育的贫困问题。一个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是不会相信迷信的。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命运的变化是由多种客观因素决定的。他们轻易相信迷信，说明学校哲学教育在部分学生中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