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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姜特立在朱熹历史世界中定位问题 　　[摘要]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认为，孝宗末年出现了官僚集团与理学集团，在两大集团斗争中，姜特立代表新皇权，充当了官僚集团与光宗新皇权之间的桥梁，是职业官僚派的幕后主持人。为此，余氏试图证明与姜特立有唱和的黄正言就是攻伪学甚力的黄抡，但有证据表明，黄正言乃是名列伪党中的黄度，这就恰好证明姜特立与理学集团的交好，而使余氏的立论完全落空。余氏还列出攻伪学人之中有数位与姜特立有唱和，以具体说明姜特立确实网罗了一批官僚，发挥了桥梁作用，但姜特立与伪党之人也有友好往来，故其说难以成立。姜特立既遭受过理学集团的排挤，也遭受过官僚集团的打击，这都说明姜特立不足以代表新皇权，而只能代表他自己。 　　[关键词]理学集团；官僚集团；姜特立；定位 　　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是一部好评如潮的力作。余先生在该书中认为，孝宗在他禅位前后，决意打破“得过且过的因循现状，布置一个积极有为的新局面，以为他毕生向往的‘恢复’奠定基础”。为了革新的需要，以“求变求新”为取向的“理学集团的许多重要成员进入了权力核心”。但是，“任何体制或人事的基本更改都不利于追求个人名位的职业官僚”，因此，以“维护现存秩序”为政治取向的官僚集团便与理学集团在朝廷中展开了权力的角逐。为了自身的利益，官僚集团在孝宗禅位后千方百计寻求光宗新皇权的支持，而光宗新皇权不甘受制于退居幕后的太上皇孝宗，也需要官僚集团帮助掌握朝廷大权。正是在官僚集团与光宗新皇权互相需要的背景下，名列《宋史?佞幸传》的姜特立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说，“姜特立是光宗潜邸旧人，此时圣眷正浓，权倾一世……为职业官僚派的幕后主持人”；“姜特立在官僚集团承先启后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他是官僚集团与光宗新皇权之间的桥梁”；“官僚集团之所以能从淳熙到庆元一直维持其集体的同一性，他是一个枢纽人物”。 　　当然，余先生给姜特立所作出的以上历史定位，是建立在大量史料考证的基础上，但由于余先生对其中某些重要史料的错误解读，使其书中的一些观点面临着质疑。本文拟从史料考证人手，对姜特立的历史定位问题作一新的探讨。 　　 　　一、黄抡与姜特立关系考 　　 　　我们先从黄抡说起。黄抡是余先生认为与姜特立有重大关系的人，其人曾任右正言，掌规谏弹纠之职，被列入攻伪学人名单中，某些理学派士大夫对此人既陌生又反感。根据余先生的描述，对于黄抡的出处，以及何以能居右正言之位并受到光宗重用，当时理学派士大夫朱熹、刘光祖等都不甚清楚，朱熹怀疑是光宗“密访”得来，刘光祖则推测是光宗“偶得之于进对之间”。余先生则很肯定地指出：“其实黄抡是由姜特立特别推荐的，除为右正言，专以攻‘道学’人士者”，姜特立诗集《梅山续稿》卷六《黄正言为邑宰累罢郡送行》一诗就隐藏着这一秘密，余先生还引用了其中四句诗为证：“我亦何为者，偶在寮集中。荷公以礼遇，讵敢忘敬恭。”由此，余先生断言：“‘寮窠’是特立自指他在太子(光宗)春坊时事。可知黄抡早在光宗受禅前已刻意攀缘特立，对他既‘礼遇’，又‘敬恭，。光宗召见黄抡必由特立推荐，这是确证。”并进一步认为这首送行诗当作于庆元元年二月以后，其根据是《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庆元元年)二月五日湖北提刑黄抡放罢，以臣僚言抡不顾廉耻，交通关节。”余先生又根据特立诗中最后两句“愿言养宏博，吾道终当通”进一步论证，“这时距赵汝愚罢相已不过二十天左右”： 　　所谓“吾道”，自然是指官僚集团的势力而言……他的政治消息十分灵通，已知道赵汝愚与理学集团即将全军覆没。所以“吾道终当通”并不是空泛的安慰语。试看他《乙卯元宵多雨》第二首的最后两句：“且喜今朝日光出，更须风力扫重阴。”乙卯即庆元元年。这两句诗咏的是政治，而不是天气，则一望可知。 　　以上余先生的论证，存在着颇多疑点，值得辨析。 　　根据余先生所引《宋会要辑稿》可知，黄抡是以“不顾廉耻，交通关节”之罪而遭去职，但特立诗中的黄正言是“为邑宰累”而罢郡，两者落职的原因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提刑去职也没有“罢郡”这一说。尤值得注意的是，余先生在引用特立《黄正言为邑宰累，罢郡送行》一诗时，忽略了诗中很重要的一些句子，如“人生皆有别，此别良不同”；“相送三十里，已复愧前踪”等。由这些诗句不难看出，他是亲身送别。庆元元年(1195)特立在婺州浙东马步军副总管任上，而黄抡远在湖北，两人本就分隔两地，何来“此别良不同”，又如何能够“相送三十里”?因此诗中所送的黄正言究竟是否就是黄抡，颇让人起疑。我们不妨推敲一下特立写给黄正言的另外两首诗，以便对黄正言的身份作更全面的考察： 　　《归山问舟中寄黄正言》：黑风吹雨乱云奔，一舸浮家过别村。便有新凉生竹树，更添清兴集盘樽。打篷点点催诗恩，着面萧萧冷醉魂。来日小溪山水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