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唐书”文苑与儒林的历史书写及其关系.docVIP

“两唐书”文苑与儒林的历史书写及其关系 　　摘要：新旧“唐书”采取两种不同的书写方式来构建唐代的儒林和文苑，《旧唐书》偏重于强调经生和词臣在儒林、文苑中的重要性，没有严格的去区分文苑和儒林的界限。《新唐书》对唐代儒林、文苑的书写则更强调治礼儒士和诗赋之士，对于儒林、文苑的分界更加清晰有条理。这是由于到了宋代，道学的萌芽及宋初古文家对唐代古文的传承使其偏重于以本朝之风视前代，于是造成文儒分流的书写模式。对比两种书写模式，一方面可以看出宋代对唐代历史的重构倾向，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不同语境中，书写者对历史的想象往往会导致事实的失真。 　　关键词：“两唐书”；文苑；儒林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3-0115-05 　　文学与儒学一直是中古时期士人思想世界中的两条路径，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两者的界限也并非泾渭分明。对于士人身份的认定一方面出于后世研究者所采取的立场，另一方面取自于史籍本身对士人身份的判定，正史中《儒林传》和《文苑传》（或称之为《文艺传》）就是书写者对士人认定并将其集合的一种书写模式。自秦汉到魏晋，文学的独立性逐渐加强，文学不再只是有助教化的经典之文，而成为士人的一种审美情趣，文质之间的争论也导致中古思想中文学与文化产生结构性紧张。①这直接促成了《文苑传》出现在了正统史书的列传中，并为后世所沿用。然而在唐宋以前，文儒之间并未有严格的区分，两者的界线十分模糊，儒林多指经生，但文苑中也颇多通经义或被人称为儒者的士人。到了唐宋，文学和儒学都先后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此时的列传书写往往呈现出一种总评的趋势，文儒间的隔阂也开始逐渐产生。成书于五代及宋的“两唐书”中包含着两套不同的儒林、文苑书写模式，一方面显示出书写者对于唐代文学儒林整体风貌的认知，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唐代儒学、文苑在历史阐释中出现了大的变动，从而影响到后世对唐代文学、儒林整体景观的认识。 　　一、经礼之间：“两唐书”儒林的书写及对比 　　成书于五代的《旧唐书?儒学传》中对于儒学之形态有这样一番见解，其序云： 　　古称儒家者流，本出于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此焉。故前古哲王，咸用儒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理致升平。② 　　在《旧唐书》的书写中，儒学的核心即为经学，通一经，且引经决事才是儒者教化天下的手段。一如以往《儒林传》所采取的书写模式，《旧唐书》（含附传）所载之45人，大都是通晓一经，举明经，出任国子监官职的经生。《旧唐书》试图将唐代的儒学风貌引到经学上去，但其又言“近代重文轻儒，或参以法律，儒道既丧，淳风大衰，故近理国多劣于前古”③。由此可见，自魏晋以后，重文轻儒的现象出现，士人不纯用经学治国，参以文学、法家等多样手段。儒道已衰，士人对待儒学的态度并不是那么纯粹。儒者在自身认定上，也并不以解经者作为标准， 　　收稿日期：2014-12-12 　　作者简介：陈维，男，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天津300071）。 　　这在《旧唐书?儒学传》中也有所体现。如李善“尝注解文选”④。《文选》并不能算是经学的一种，李善却以注解《文选》知名被选入《儒学传》而不是《文苑传》中。《新唐书》将李善从《儒学传》剔除，论者多以为《旧唐书》选取不当，不若《新唐书》之精要。然《旧唐书》所选曹宪、许演、公孙罗诸人入《儒学传》之理由皆与《文选》有关，不可看为李善个人的误记。如曹宪“精诸家文字之书”，多为音训引证，其撰《文选音义》为当时所重，可见，曹宪的入选是因其在文字、音韵学上的造诣，许淹和公孙罗也由此入选。而李善的入选并不止在其音义上的造诣，还在其诸文引证中对儒学经典的大量使用，其博于征引而略于音训，使得其在文学通用程度上不及五臣注《文选》，而流行于文儒并用的学者之中。⑤同入儒林的刘伯庄则是以注《史记》《汉书》闻名，秦景通以精《汉书》为显，路敬淳以明谱系、善于究根溯源入选，柳冲亦由明世族入选。⑥ 　　《旧唐书》对儒学士人的选取标准大体在史学、经学、谱学三个方面，而在选取断限上，多选取玄宗朝之前的，中晚唐则很少，在选取的中晚唐诸儒中，如许岱，因其多涉诸子；苏弁，少有文学；许康佐，登宏词科。除了新春秋学派的陆质、著《三传异同》的冯伉外，都跟文学相关，且不再经由明经入仕。这一方面跟中晚唐明经科衰落有关，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晚唐儒学定义的模糊化，除陆质、啖助等新春秋学派外，大都转向了非经学化的儒学路数，而在此间文学（不单指辞章诗赋且指各种表章诏令的书写）成为儒士间互相认定的身份标准。文儒之间的界限显得十分模糊，这在元和年间最为显名的几位儒士如韩愈、柳宗元身上也体现出来。尽管《旧唐书》试图将儒学重新书写成经生的流变史，但在选取和书写中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