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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宏观调控之确定性分析 　　在整个“十二五”乃至更长阶段，稳进应当是宏观调控的主基调，是投资者理解政策思路的着眼点，而不应简单地看作是2012政府换届之年的权宜之计 　　时至年关，回首波诡云谲的2011年，欧债危机波及整个世界，美国经济没有复苏的迹象，日本经济受到海啸的重创，全球股票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外汇市场等受这些因素影响深度调整。国内，宏观经济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GDP在主动调控中放缓，通胀压力有所缓解，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实体经济遭遇“用工荒”、“钱荒”、民间借贷风波、“跑路潮”等重重危机，中小企业生存艰难。 　　2012年，又是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到期的高峰年，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趋势明显。新兴国家经济放缓已成定局。中国出口形势堪忧，内需尚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宏观调控为之奋战了一年的通胀也没有完全消除，这些风险因素，对中国宏观经济的作用幅度和作用方式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也给2012年政策调控的思路、力度和节奏带来较大的挑战。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2012年经济政策定调“稳中求进”，政策目标“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政策表述与2011年相比，并未出现明显变化。2012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提法没有变，但在实际中，相同的表述也可能意味着差别很大的政策实施结果，这主要是因为政策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做出预调、微调”，强调“针对性、灵活性”。形势的变化，即内外部不确定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内外部经济形势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决策层态度谨慎预备相机而动，投资者如何探准政策思路？或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思考，哪些政策取向具有相对的确定性？ 　　 　　稳进乃战略选择 　　有分析认为，2012年是政府换届之年，“稳”必然是中央的第一诉求，所以政策会力求平衡和兼顾，2012年的几大政策目标――增长、物价、结构、民生、改革、社会和谐，或都难有大幅度突出。这样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可能忽视了“稳”、“进”这一主基调的深刻内涵。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述，稳，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进，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结合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内外部形势来看，稳进应当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期过渡到中速期的战略选择，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所积累的矛盾需要在稳的状态下来消化，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则必须通过进来解决。“稳”与“进”是辩证的，稳是进的基础，进则能消化矛盾，成就长期稳定。在整个“十二五”乃至更长阶段，稳进应当是宏观调控的主基调，是投资者理解政策思路的着眼点，而不应简单地看作是2012政府换届之年的权宜之计。 　　中国经济已保持了30年高速发展，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的10年时间，几乎连续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态势，中国经济体业已跻身全球第二。但依赖高消耗、低廉劳动力和巨额资金投放支持下的高增长，其暗藏的风险，也已为决策层所重视。 　　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GDP占全球8.5%，但粗钢消耗占43%，煤炭消耗占45%，水泥消耗占52%。从1993年开始，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10年进口2.4亿吨，进口依存度达55%。2010年原煤产量32.4亿吨，消费量接近34亿吨，煤炭净进口1.4亿吨，我国已由煤炭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数据背后，是中国经济以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粗放式增长的现实。这种增长方式，对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已带来严重挑战。 　　事实上，投资和出口两架马车已不堪重负。数据显示，在2003年到2008年期间，我国社会融资总量年均扩张18%，支撑了名义GDP（包含通胀因素的GDP价格）以每年17%的速度增长；而在其后两年中，社会融资总量以年均33%的速度扩张，GDP增速却下降到了12%。这意味着整个社会用33%的货币增长，仅仅支撑了12%的GDP成长。投资的边际效益迅速下滑，表明我们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 　　另一方面，成本上升，外需疲软，以低成本为特征的出口拉动模式亦难以为继。转方式已是势在必行。 　　客观而言，如果沿袭老路，依靠巨额资金投放和房地产拉动，当前中国要继续保持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并非不可能，但这会进一步激化矛盾，消耗转型空间，使中国错失“重大战略机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