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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审判中法官庭外调查现状与反思 　　摘要：本文考察我国及主要西方国家关于刑事法官庭外调查权的规定，将其分别置于不同诉讼模式之中予以分析，对刑事法官庭外调查权利弊进行分析论证。重点探讨在立法上如何完善法官庭外调查的规定：其一，明确限制庭外调查的范围，即控辩双方提供但是有疑问的证据及辩护方申请的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法官无权依职权主动调取新的证据，尤其是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其二，明确规定法官庭外调查包括询问证人、被害人等方式，应当通知控辩双方到场；其三，明确规定所调取的证据材料一律由法官在法庭出示，控辩双方发表意见。 　　关键词：庭外调查权； 职权主义诉讼模式；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 证据 　　中图分类号：DF793文献标志码：Ａ 　　 　　由于我国目前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及诉讼能力的区别，辩护方往往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加之实践中控诉方行使职权的片面性,(1)法官往往从查明事实真相的角度出发，追求司法公正，积极行使庭外调查权。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此也予以肯定。但是由于法律的规定较为原则，从而在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进而导致执法不公，甚至孳生司法腐败。笔者试图通过对法官庭外调查权的实证考察，分析其利弊，从而建议立法上对此问题进行明确规定，进而堵塞漏洞，实现司法统一。 　　 　　一、刑事审判中法官庭外调查权的比较考察 　　 　　1. 我国刑事审判中法官庭外调查的现状 　　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属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赋予法官广泛的庭外调查权。根据该法第108条、第109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公诉案件审查后，对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既可以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也可以自己进行勘验、检查、搜查、扣押和鉴定；根据该法第123条第2项的规定，在庭审过程中，合议庭认为证据不充分，或者发现新的事实，可以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或者自行调查；另根据126条的规定，对于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人民法院也可以进行调查。法官的这种庭外调查权是当时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集中表现，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1]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吸取了当事人主义的部分精神，在保留法官庭外调查权的同时，作出了相应的限制。第158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此予以基本一致的规定。(2)通过这一规定可见，现行《刑事诉讼法》取消了法官审前庭外调查权，保留了庭审过程中的庭外调查权，法官庭外调查的权力仍然具有法律根据，庭外调查的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法官行使庭外调查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为，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辩护方由于其特殊的诉讼地位，决定了其庭外调查的能力十分有限，难以自行保护其合法权益。尽管法律规定公诉机关举证时，不仅要出示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也要出示对被告人有利的罪轻的证据。但是，出于诉讼地位的考虑，公诉机关往往不会收集、出示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在有些案件中，公诉机关出示了证明基本案件事实的证据，但是对于证明被告人累犯、自首、立功等事实的证据却怠于出示，影响到对被告人的量刑。这种情况下，法官就必须有所作为。 　　根据当前的司法实践，法官的庭外调查行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不稳定，或者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法官往往为了查明案件真相，对相关的证据材料进行核实，从而实现内心的确信，最终决定证据的采信。第二，辩护方（含被告人）提供证据线索，但是没有自行收集证据的条件或者能力，法官利用自己职权的优势，调查相关证据材料，这些证据往往有利于被告人。第三，案件事实存有疑问，难以认定，控辩双方均未出示证据材料或者申请法庭调取相关证据材料，法官从查明案件事实的角度，依职权采取相应的手段，获取相关的证据材料。 　　2. 主要西方国家刑事法官庭外调查权比较 　　“在采取职权主义诉讼的国家，法官的证据调查权既包括庭内调查也包括庭外调查，而庭外调查不仅可以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休庭进行，也可以在审前庭审准备阶段进行。”[2]这一做法的理论基础是“法官有澄清案件之义务。”[3]如法国刑事诉讼法不仅规定了预审法官具有广泛的庭外调查权，而且审判法官同样具有庭外调查权。(3)其刑事诉讼法第156条规定：“任何预审法官或审判法官，在案件出现技术方面问题时，可以根据检察院的要求，或者依自己职权，或者一方当事人的要求，命令进行鉴定。”第283条规定“审判长如果认为预审尚不完整，或者在预审之后发现新的情况，可以命令进行他认为需要的任何侦查行为。”第310条规定：“审判长享有自由裁量权，可以凭自己的荣誉和良心，采取自己认为有助于查明真相的任何措施。”同样，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73条第3项规定：“为了作裁判准备，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