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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之于农民的影响 ——论被强制征收土地农民的出路问题 孙婷（法学院 法学专业 学号：） 内容提要：2011年10月25日，温家宝总理回母校南开中学，在和南开的师生们谈心的时候，多次谈到农民的问题，通过讲述自己的童年和身世，表达了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和朴素情怀。不得不承认，农民是占我国人数比例最大的群体，做到了为农民着想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而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是离不开土地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艰难性就在于，农民的土地不仅是土地，还承载着农民的衣、食、住、行等社会保障功能和安居乐业的精神寄托。土地被征收后，农民的出路在哪里？征收的程序和合法性由谁来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被侵害时应该如何切实将补偿落到实处？这些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征收是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形式，也是物权原始取得的一种。所谓征收就是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在依法做出及时、合理、足额的补偿的前提下，利用公权力强制性地将集体或是私人所有的财产征归国有的行为。这些财产主要是指集体所有的土地及个人、单位所有的房屋及其它不动产，个人必须服从。究其实质，它是国家因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以补偿为条件，将农民使用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强制地变更为国家所有的土地的行为。 我来自农村，是农民的女儿、土地的女儿。所以首先，我要谈谈土地之于农民的意义。当前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及配套制度尚未建立起来，因而土地对于农民一定程度上讲，是农民最大的和最后的保障。他不仅为农民提供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而且是农民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只要有了土地，农民就是自己的主人，就有了生存发展下去的希望和根基。近几年，家乡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村村通修起来了，市镇各种园区和基础设施也正在完备，这是政策带来的喜人成果；可是，另一方面，由于修建公路、电厂、水厂等造成占用农民土地和房屋而引起的纠纷也直线上升，市镇政府门口常聚集有上访的群众。征收，从表面上看很简单，征收了农民的东西，按照法律规定补偿即是，可落实在实际生活中，问题却往往复杂的多，它涉及到国家、集体和农民等各方利益，稍有不慎，农民的利益就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护。下面，我就征收问题在具体实践中的所见、所闻、所感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征收的目的——公共利益的慎重考量 我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与补偿。”《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权限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所谓公共利益，就是指有关国防、教育、文化、卫生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利益。公共利益是行使征收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前提。那么在实际生活中，公共利益到底该如何界定呢？它的主体选择又是什么呢？应该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机制来界定呢？ 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为了推进地区经济发展，以公共利益的需要为借口，征收城郊附近的基本农田，若是真的为公共利益考虑也是好事，可往往事实不是如此。我家所在的市属于县级市，历史遗留建筑比较多，风光秀丽，服务业和旅游业占了城市经济发展的很大部分，前几年政府在县城郊区拟建一座省级园区，招商广告语是：省级园区，政策洼地。实际上是占用了附近一个村的基本农田。而现在，这座所谓的省级园区里面除了厂房和一些建筑设备，再没其他，大片的土地空空如也，杂草丛生，与周边茂密的庄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么多的土地被征收，手续是如何批下来的？到底是开发还是圈地？除此之外，未批先占，“以租代征”等违法违规的事情时有发生。零星占用、“借”地转租、强行圈地，占用耕地的方式不尽相同，属于农民的承包地，农民却做不了主，被征地的农民，每年一亩地只能拿到几百元或者一两千斤粮食的补助。被破坏或占用的土地，少则几亩，多则几十亩甚至上千亩，而这些“大事”，很少经过村民大会讨论。土地保护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形同虚设。 对此，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迫切需要一种程序机制来进行规制。首先是公共利益的主体选择问题，即究竟应该信任谁来代表和界定公共利益？在我国，主要有三种观点，即行政机关论、司法机关论和立法机关论。但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都承担着一定的公共利益界定职能，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对立起来显然是不妥当的。若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各司其职，分别都承担着各自不同的界定职能，又会带来新的权利如何分配的问题。因此，这是个颇具争议性的问题，至今没有定论，少数地方政府正是抓住这个漏洞，行中饱私囊之实，使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其次，公共利益的界定需要通过哪些具体程序才能最大程度的保护农民的利益呢？公共利益的形成应该是一个公共决策的过程，要保证最终决策结果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正确性，决策过程必须向公众公开，充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意见表达权。我国目前的相关立法，缺少的恰恰就是公共利益决策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