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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译模式在文化传播中历史传承 　　摘要：在我国文化传播过程中，很多影响大的、质量高的译本都不是由一个独立译者完成的，而是由原语和目的语文化两层译者合作完成。这种合作形式为合译模式。本文通过梳理我国历史上的合译模式，旨在探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医药外译合译模式的特点。 　　关键词：翻译史；合译模式；中医药外译 　　原语文化译者和目的语文化译者的合作在我国对外文化吸收和输出过程中一直存在。有人称“口译和笔述”相结合的翻译西书的方法是“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沿用下来，……直到19世纪末严复直接从原著翻译，特别是20世纪初期中国人开始独立翻译西文书籍之后， 该方法才被淘汰。”（上海图书馆：25-26）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懂双语甚至懂多语的译者虽已经可以理解原文，但原语目的语文化双方译者的合作却不曾消失。 　　1.译进来 　　我国古代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和西方科技文本的译入活动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中西方译者合作的模式，即传统的“口译和笔述”模式得到了广泛运用。 　　1.1 佛经翻译 　　从东汉末年到西晋，中国的佛经翻译多为外籍僧人译成汉语，另一人或数人（多为华籍胡裔僧人）笔录成汉文并进行修饰。代表有支娄迦谶口授、孟福笔录的“开后世般若学之源”的《般若到行经》；（马祖毅：23）竺法护与安文慧、聂道真等当时佛教界知名人士合译的159部译籍。（马祖毅：31-32） 　　从东晋到隋末，译经从之前的口授、传言和笔录三个角色中又多了记录梵文、正义和校对三个角色，合作的译者分工更细，参与的人也更多。（马祖毅：55）释道安在符秦佛经译场中请外国僧人昙摩难提、僧迦跋澄等译出的许多佛经均由惠嵩笔录。（马祖毅：39）鸠摩罗什精通佛学，也通晓汉语，但他的译经过程也是他将梵文口译为汉语，然后由多名中国僧人明了他的意思，检查他语言的正确性，最后书写成文。（马祖毅：40-41） 　　在唐朝，以玄奘、不空为首的佛经译家翻译了大量高质量的文本。然而即使是通晓经理和梵文的玄奘，也在其主持的译场之中对翻译和笔录、校对等角色进行了分工。（马祖毅：63）翻译和笔录是由不同的人完成，说明合作翻译盛行。 　　1.2 西医中译 　　明末清初西方来华耶稣会士对西医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但真正大规模翻译西方医学书籍文献是在洋务运动时期。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京师同文馆为代表的官方翻译中心依然沿袭着西述中译的方法，翻译了相当一部分书籍。如傅兰雅口译、赵元任笔录的《儒门医学》、《西药大成》；舒高第口译，分别由赵元益、郑昌?Ρ事嫉摹赌诳评矸ā泛汀陡究啤贰?《产科》；秀耀春口译、赵元益笔录的《保全生命论》和《济急法》等等。（上海图书馆：191-192）根据傅兰雅的描述，翻译西书的过程就是西方人理解原文，讲给中国合作者听，两人一起逐句翻译成中文，由中国译者记录，最后润色译文使其符合中国文法。（上海图书馆：26） 　　2.译出去 　　异域文化输入到我国的翻译活动中，由于双语译者的缺乏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 原语文化译者和目的语文化译者的合作不得不成为主流模式。但在双语译者大量出现、中西方文化的了解进一步深入的时代，我国的文化输出中还是有很多合作翻译的模式。 　　2.1 中医药外译 　　中医外译始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的见闻记述，但真正意义上的中医药文化外传的标志，是中医药典籍的翻译和有关中医药知识的外文书籍。在中国文化积极“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中医药外译的范围不仅限于对中文文本的翻译，还应包括外文撰写的中医药书籍。 　　可供早期西方学者参考的中医药书籍很有限。1959年，法国医学史研究者Pierre Huard和他的中国同伴Ming Wong用法文合著了La Medicine Chinoise au Cours des Siècles（《几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医学》）成为了“西方早期可供参阅的最重要的二手材料”之一（文树德）；作为出色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李约瑟的《针灸史略和麻醉理论》一书也是与其长期合作的中国药剂师的女儿鲁桂珍合著的。（兰凤利：29） 　　随着中医名词术语国际化统一的推动，英国中医翻译专家魏?杰也和以中文为母语的中医从业者合作译书、出书。1993年他与台湾中医师李政育合著了英文版的《中医基础理论》，1999年又与台湾中医专家冯晔合译了《伤寒论》。魏?杰是国际知名的中医翻译家，即便如此，非医学背景的他在译书、写书时也需要与丰富临床经验、懂中医且母语为中文的人合作。 　　作为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英译本，Ilza Veith独立翻译的《素问》前34章长期为西方研究中医的学者所援引，该译本旨在简单地介绍中医，因此语言很流畅，但由于对中医知识的了解不够深刻，所以今天看来有很多误译。Ilza在译本的前言中也表明希望“能找到精通古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