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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译研究新视角 　　摘要：本文从生态翻译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出发，一方面论证口译模式建立的必要性及重要性，另一方面分析现有口译模式的利与弊，最终提出一个口译模式新思路――生态口译模式，以期使口译模式发展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关键词：生态翻译；生态口译模式；适应；选择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5795(2011)02－0076－0005 　　 　　为满足社会对口译人才的需求，2000年5月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将口译课由原来的选修课改为英语专业的必修课，旨在培养高水平的口译人才。20世纪70年代，全国仅有少数高校开设口译课程。几十年后，口译课程发展仍旧呈不均衡态势，国内虽有少数院校借鉴国外的口译理论，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发展并确立自己的口译模式，但大部分高等院校尤其是普通高等院校的外语专业在开课学期、课时设置、授课内容、授课手段等诸多方面仍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与困惑。 　　依托口译(翻译)理论，加强口译训练，探索实践教学发展口译理论，培养更高素质更高水平的口译人才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口译市场需求，是口译人才培养高校所承担的责任与任务。然而口译理论与多元、多角度发展的笔译理论相比，显得较单一且片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刘和平，2005：5)，寻求口译理论新的发展路径是口译从业者、学者、教师必须面对的任务。 　　口译过程的诠释一直都遵循语言学、认知学、心理学或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轨迹，并且无论从理论发展还是从实践上都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本文主要的目的是尝试为解决口译训练中出现的问题，建立新的口译模式。在生态翻译学逐渐成为研究热点的今天，笔者将其相关理论用于口译研究，一方面探讨译员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主要侧重译员的生态境遇和能力发展；另一方面寻求口译模式的生态化发展路径。 　　 　　1、口译理论发展进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口译研究总是与语言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相结合，交叉融汇了文体学、语用学、功能语言学、传播学、跨文化交际学、心理学等(胡庚申，2000：43)。研究过程中，口译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上都成果渐丰，研究体系也越来越科学。 　　1.1　两个有代表性的口译理论／模式 　　吉尔的多任务处理模式(Effort Models，精力分配模式)，借鉴了心理学和认知学知识，研究译出语和译入语之间的信息传递。多任务处理模式经历了更多的实证研究和跨学科的努力，实现了对传统研究模式的挑战，但却无法深入全面地揭示口译的心理过程。解释口译的心理过程必须更多地借助神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学等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刘和平，2005：40)，因此这种口译训练模式实现了解决错译、漏译的现象，但对口译员认知能力的培养还需进一步发展。 　　巴黎的释意学派理论的发展是巴黎释意学派人员致力于寻求理论的普遍意义，借助应用语言学、篇章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能力发展模式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从跨学科的角度完善而成(刘和平，2005：38)。释意学派值得称道的是其将研究成果系统地运用到口译教学中，提出了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的原则、内容和方法。理论创始人D?塞莱斯科维奇提出了口译的三角模式，口译过程由三个阶段组成：理解――脱离语言外壳――译语表达。这一理论道出了口译之本，为口译研究指出了一条可行的，然而却布满了荆棘的前进道路(鲍刚，2005：206)。虽然人们的研究已经不单纯停留在语言现象上，开始将目光投注到意义的传递上，但这一理论偏重于对口译心理过程的描述，而心理认知的过程瞬息万变，理论的模式化特征使理论在推广过程中亦备受争议，尤其在口译教学的指导过程中，如果把释意理论视为一种规定性理论，它对口译教学确实有用，但若将其当作一套解释性理论，它又有很多问题(张吉良，2010：68)，尤其是对非职业化口译训练不太适用。 　　通过对这两种影响较为深远的口译理论／模式进行分析后，我们能够发现这两种理论／模式对口译实践及教学的指导作用，对中国口译界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教学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2　中国两种有影响力的口译模式 　　厦门大学的口译教学模式和广州外语外贸大学的教学模式是中国口译教学发展的代表。 　　厦门大学口译教学组发展了吉尔口译教学模式，强调技能训练的重要性，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形成较为完善的口译及口译训练模式，避免了口译课成为理论讲解或简单的知识传授课程；从口译教材到译员培养模式、手段、评估模式等都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理论，在实际教学中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一些较早开设口译课程的高校在教学中也借鉴了厦门大学的口译模式。 　　广州外语外贸大学遵循口译教学的“八化”方针，即：课程立体化、内容系统化、练习真实化、学生中心化、教材多元化、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