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电影发展中数字化生存思考.docVIP

台湾电影发展中数字化生存思考 　　台湾著名影评人闻天祥，平均每年看600部电影。他从中不仅看见了台湾电影的起伏，也看见在科技影响下电影拍摄从底片胶卷到数字DCP（Digital Cinema Package，即数字电影拷贝）、影评从报纸杂志到网络、策展挑片从录影带到DVD、观众从大银幕电影到小银幕手机的巨大变化。在他看来，数字科技正在快速入侵传统技术的所有领地，网络的影响力深入各个产业，电影也不例外。 　　面对这场变革，以传统电影制作方式打基础、用数字化技术开拓电影新表达的台湾年轻导演林书宇、郑有杰有自己的体会，也有自己的结论。数字化开启了台湾电影人关于电影未来的狂想，也引发了他们关于电影最初的思考：原点在哪里，在每个电影人心里。 　　数字时代电影的前进与永恒 　　“科技是诱使观众相信电影为真的工具。过去曾有‘侏罗记障碍’，意思是在电影《侏罗纪公园》出现之后，那些大型机关道具终于能让观众在观看电影时把内容当真，不再因为不相信而失笑从电影营造的氛围中跳出来。”闻天祥认为，如果要造成幻觉才能让观众进入电影故事的核心，那么科技对电影就意义重大。然而，如果只注重运用科技仿真带来的震撼，就会错失电影的本质，要根据故事的特性选择合适的技术来呈现，“单纯为了技术而做的电影不会长久”，科技只是辅助电影叙事的工具。 　　科技带来的快速变化，让长年担任影展策展人的闻天祥深有感触。过去影展播放的多是35mm的胶卷拷贝，2011年他在加拿大多伦多看影展时，发现近一半的电影会打上“Christie”的字样。“我当时想，这家公司好厉害，怎么拍这么多片！”后来才发现Christie其实是做数字DCP的公司科视。 　　工业技术的变化还带来了商业经营方向的变化。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发函给台湾各电影公司，表示不再制作胶卷拷贝，如今大部分的影院已经没有35mm胶卷放映机，只有影展才能看到少数没有转成数字版本的胶卷电影。相比胶卷电影，数字化的电影体积更小、放映更简单，而且不受放映员技术的影响。闻天祥回忆，刚开始做影展时，电影公司寄录像带来挑片；到2004年影展时，寄来的影片多是DVD，里面没有电影正片，辅助材料也一起放在DVD上，有的甚至只发来影片的链接，为防盗采用帐户密码限制观赏时间，错过就无法看到。现在，大多数影展设有录像放映间（Video Room），里面的电脑放有所有可供策展人挑选的影片，策展人看了哪几部影片、看了多长时间，都会留下记录供片商参考。 　　影评人的世界，同样随着网络发生了量变和质变。过去因为报纸杂志篇幅有限，能发表的作家不多，现在无论是Facebook 还是Twitter上，都有大量的影评，全面进入了“人人都是影评人”的时代。在影展的试映会上，有的影评人会即时在网络社交媒体上更新电影心得，在很短的时间内带动讨论的风向。“以前是看完电影慢慢琢磨写出一篇影评，这次写《刺客聂隐娘》，是看完就写、写完立刻上传网络媒体就刊登了”，闻天祥也采用最新的方式写影评。 　　虽然数字电影的前景一片看好，但底片仍是许多导演难以割舍的理想。“底片胶卷能表现更多暗部的层次”，闻天祥说。但他也相信“人会因为工具而改变创作方式，但作品内容的价值还很重要，数字化的出现不是对立，而是带来更多可能性，作品的好是永远不变的。” 　　数字科技为电影内容服务 　　数字技术让人眼花缭乱，电影观众对此充满期待，电影导演也以此创新不断。和闻天祥一样，大部分人都认同一点：数字技术是为电影内容服务的工具，其中包括台湾两位倍受瞩目的新生代导演林书宇、郑有杰。20多岁时，他们用传统胶片创作电影，在传统拍摄电影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并在一次次面对底片的“剪”与“接”中，产生了对电影作为“手工业”的深深敬意。而后，他们坦然面对数字化带来的全新改变，将传统与现代在自己的理解中融合，坚守科技为电影内容服务的宗旨。 　　“故事还是故事，人还是人，我没有想要拿过去的东西去模拟旧的，但过去的养分是我的优势。以前用底片拍摄很贵，你会非常小心你在拍什么。现在没有了物以稀为贵的东西，什么都变得方便、廉价，你还够不够尊重？你随便拍、随便用的东西，它里面就有一种随便。我有传统（胶片摄影）的训练，所以我会非常尊重每个画面、影像，不会去随便浪费，一直乱拍，还会消耗演员。我拍《星空》时，每一个奇幻画面的背后都是角色的情感，像火车开进星空，它不只是炫技的画面，它是角色的心情，它背后有很浓的情感，这些所谓的特效是让观众更加认识这个角色，也更认同这个角色。《阿凡达》没有故事，也不会这么受欢迎。今年的《蚁人》技术很厉害，但没有背后的人物故事，同样不会受到欢迎，那些炫技的东西，只是观影上面的刺激，3～5分钟就会麻痹，我们最后想看的还是故事，还是人物，他们在经历什么，我们是否感同身受”，这是林书宇对数字化时代电影创作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