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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特征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启示 　　后现代主义思潮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兴起的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是作为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批判与否定而兴起的。在实现工业文明和现代化过程中,现代主义走向了极端,走向了它的反面:理性变成了纯粹的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人道和人权服从于工具理性,人成了工具理性的奴隶,因而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源于现代主义,但又反叛现代主义的思潮,它是一种源于工业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的思考与回答,是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剥夺人的主体性、感觉丰富性的死板僵化、机械化一的整体性、同心同一性等的批判与解构,也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形而上学的在场”、“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与解析。因而,是对西方传统哲学和西方现代社会的纠正与反叛,是一种在批判与反叛中又未免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过正”的“矫枉”。 　　一、后现代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及特征 　　自从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自笛卡尔所创造的近代哲学学说,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即以理性的、科学的、逻辑的、分析推理为特征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模式被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至高无上的。然而,以理性为基础制定的条理和方法论,限制了人的个性发挥,束缚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造成了人们心灵世界的严重危机。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加强了人对自然的控制,但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人口激增、生态平衡的破坏,以及军备竞赛加剧、人文精神的失落等等。同时由于现代性的理性至上主义崇尚感性的超验的东西,使哲学脱离了人的日常生活;另外它片面强调个人在社会中遵守经济法律的秩序,贬抑人的感性功能,使人的日常生活刻板化,失去了生活意义和乐趣[1]。后现代的提出正是源于对现代问题的失望和批判,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埃尔伯特?伯格曼指出,我们时代独具的话语一直是一种预测性与控制性的。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把我们拱手交由预测与控制摆布,我们则深感失落、无助、无能为力,即使我们能够随意预测与控制,这种无能为力感仍然存在[2]。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伯格曼看来,主要是源于现代规划的设计和个人的独立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独立自主权。后现代主义者对理性的批判和攻击,就是致力于揭示理性的真相,剥去理性的面纱,展示理性不为人知的或为人所忽略的一面。所以哈贝马斯认为,非理性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并且后现代主义进一步认为,要彻底否定理性,还必须反对本质主义科学主义。他们认为,以理性或逻辑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秩序和原理方法,只不过是某种类型的游戏规则而已。如果将其当作普遍规范,必然会限制人的个性发挥,束缚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后现代主义以对现代的批判为基础,在很多方面与现代性特征是截然不同的,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摒弃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反对权威,主张平等民主。后现代主义者德里达从解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主客体之间的等级观念入手,力图恢复主客体双方以平等的地位。福柯则认为,主客对立的二元论导致了人的异化、物化,使人失去了其本真的个性。用福柯的原话来讲:“我们承担了在人和他的科学,他的发现和他的世界――一个具体的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关系的任务。”[3]后现代主义思潮深刻地批评了现代主义对个人主义中心地位的强调,认为个人主义的绝对化会使它走向自己的反面,即走向权威专制。 　　其次,批判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重视人类情感。后现代主义认为,对理性的过分强调必然导致个性的缺失、人性的异化,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远,个人生活意义的丧失等等。尼采认为,人的精神活动是极其复杂的,理性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理性并不能成为判断对错及善恶的标准,理性靠逻辑来保证真理是站不住脚的。他认为,人出于生存的需要,必须对所面临的情况迅速作出判断以便行动,渐渐地一种思维的化繁为简的习惯就养成了。人们相信逻辑学仅仅表明,人们把对逻辑的需求植入现象世界解构统一性、崇尚差异性和创造性[4]。 　　第三,后现代主义学者利奥塔认为,宏大叙事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普遍适用的,而这些理论倾向于排斥而不是容纳,赞成共识凌驾于歧异之上,相似性凌驾于多样性和差异性之上。他通过高科技的知识状况的分析得出,科学知识的细致分化和逐渐专业化使各学科之间互不通约,各门知识的整体性的共识已不复存在。他号召人们:“让我们向同一整体开战;让我们成为那不可表现之物的见证人;让我们待续开发各种差异并为维护‘差异性’的声誉而努力。”[5]大卫?格里芬则把创造性看作是人的本性,指出:“从根本上说,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每个人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人类作为整体显然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这种创造性能量(至少在这个地球上如此)。我们从他人那里接受创造性奉献,我们需要对他人作出贡献。”[6]所以,我们无需去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