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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足联制度设计寻租漏洞与改革路径 　　摘要：百年来，国际足联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制度禀赋、组织架构和行动惯性，也造成了制度僵化和监管漏洞，容易通过顶层制度设计权、资源配置权和自由裁量权的制度设计漏洞来实现公权性寻租。国际足联要破解制度设计的寻租漏洞，就必须突破国际足联制度僵化，完善公共权力制衡机制；重塑国际足联公平正义，完善公共利益均衡机制。 　　关键词：体育管理学；公权性寻租；国际足联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2)03-0037-04 　　“‘公权性寻租’不但包括权力寻租，即权人依靠掌握的政治权力为自己或本利益集团谋取租金，而且包括寻租者通过向权人行贿，如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和权学交易等来获得寻求租金的机会”[1]。国际足联是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成员，拥有200多个会员国(地区)，拥有高效配置全球职业足球资源的威权制度和执行能量，在全球职业足球发展中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只要制度设计上出现漏洞，容易出现公权性寻租。这种公权性寻租将激励国际足联权力出租者的扩权动力和护权行为，使国际足联掌权者围绕全球职业足球公共资源配置和权力租金分配形成非合理性利益同盟和非均衡性资源配置。 　　 　　1国际足联制度设计中的寻租漏洞 　　1.1国际足联顶层制度设计的寻租漏洞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2]。国际足联是全球职业足球管理体制、发展规划和运营模式等理性制度的顶层设计者，能够通过制度锁定来实现利益寻租。通过顶层制度设计来寻租，是国际足联利益集团的内生性寻租，是利益集团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自利驱使，也是经过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后所做的理性选择。利益集团通过国际足联的顶层制度设计，实现寻租成本和预期收益的剪刀差。国际足联利益集团凭借隐蔽的顶层制度设计、利用公权力来谋取租金，博弈成本低、博弈风险小。 　　寻租活动的原因在于制度规则，而不在寻租者个人本身。当制度从有秩序的自由市场转向直接政治分配的混乱状态时，寻租就作为一种主要的社会现象出现[3]。在世界职业足球竞赛领域，不公正判罚、球员赌球和裁判贪腐等异化现象日益严重。修改世界杯足球竞赛规则、引入电子裁判装置成为了国际职业足球界呼声最高的动议，但国际足联一直强调“最后做判罚的还是人”。世界足球比赛的规则是由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IFAB)制定，IFAB由8人组成，其中4个人来自国际足联，另外4个来自英国――英格兰足总、苏格兰足总、威尔士足总和北爱尔兰足总各占1个名额。任何比赛规则的改变，都需要IFAB的8票中6票通过。国际足联的顶层制度设计话语权掌握在少数利益集团手中，缺乏大众监督和透明机制，容易通过这种顶层制度设计形成制度性红利，通过制度固化权力寻租。执行性的腐败只要换掉贪腐官员就可弥补寻租漏洞，而利用顶层制度设计来寻租却很难弥补，因为国际足球制度一旦上升到合法性层面，寻租漏洞就成为了国际足联贪腐官员的合理性借口。利益集团采取院外游说国际足联，通过影响决策过程谋求职业足球资源再分配的优惠政策，在全球职业足球市场领域寻求垄断地位来谋取超额利润。 　　1.2国际足联制度设计中的资源配置权寻租 　　权力介入资源配置，利益同盟形成，腐败就不可避免[4]。在资源的梯次配置过程中，利益主体在权力成本与寻租收益之间形成了配置权博弈。国际足联拥有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权和投放力，对每个成员国职业足球发展都有不可小觑的话语权。为了实现利益诉求，国际足联和某些具有重要话语权的成员国会形成利益输送同盟，在资源配置权上寻租。1998年世界杯前，布拉特和当时的欧足联主席约翰松竞争国际足联主席宝座。国际足联副主席、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主席杰克#8226;沃纳在布拉特获胜后公开叫嚣：“我们在布拉特的胜利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马上得到经济和技术上的支持。”[5] 　　世界杯主办权、巨额利润分配和国际足联话语权配置，甚至包括世界杯门票和世界杯特许经营产品都成了资源配置利益链条的利益环节，成为国际足联各利益主体的博弈对象和寻租对象。2006年德国世界杯时，国际足联副主席沃纳通过家族产业――一家旅行社向外出售球票，将德国世界杯赛门票拿到黑市上交易，获利高达近百万美元。沃纳还在南非世界杯前试图从国际足联购买价值8.4万美元的球票，拿去黑市倒卖[5]。《泰晤士报》披露，南非世界杯贵宾票以及往返机票销售的机构由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的侄子负责[6]。“权利转让是资源配置的实现途径”[7]。电视转播权也是稀缺性资源，成为了国际足联资源配置权的寻租途径之一。ISL公司曾经负责出售国际足联世界杯电视转播权事务，于2001年破产后。瑞士法庭重新调查ISL案件，确认巴西足协主席特谢拉、南美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