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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法团主义视域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关系研究 　　摘要：本研究以法团主义理论为基础，以授权、控制和垄断性等概念为分析工具，运用个案研究方法对上海市不同类型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这一议题，做了比较深入和全面的分析与探讨。从国家法团主义的理论视角来看，由个案与政府互动关系的研究中可以提出以下两个创新概念：“庇护性国家法团主义”和“层级性国家法团主义”。采用同样的理论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发现是：它们正经历着一个由“直柱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状态”向“漏斗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状态”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多少显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已经出现了模糊的分界。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　国家法团主义　互动关系 　　 　　一、话题讨论的背景和相关文献分析 　　 　　1、话题讨论的背景和研究的问题 　　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非政府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历来存在着这样一个命题，即经济发展必然推动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是衡量国家或地区非政府组织发展及其状态的决定性指标。香港地区的GDP比中国内地以及国内的任何一个城市都高，故其非政府组织就人均而言无论是在数量、规模或品质上都远远超过内地。日本学者冈室美惠子(转引自王名、刘国翰、何建宇，2001)也以这样的思路来研究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她通过对1997年相关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各省社团数量与该省的GDP高度相关，基本上是GDP越高，社团数量越多。 　　不过事实并非如此。近几年，上海的人均GDP一直位居全国首位，比起中国西部内陆省份的人均GDP来说更是遥遥领先。那么，上海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是不是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呢?对此，可用政府的一些统计数据来加以说明。 　　 　　统计表明，自2000年至2003年，上海的GDP都超出云南和陕西两省，而同期上海的非政府组织每年的数量基本上不超过云南省和陕西省两省各自的数字。由此而言，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或经济实力的强弱并不是决定该城市或地区非政府组织发展以及数量、规模的唯一因素，许多情况下往往和政府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态度、控制意愿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云南享有“中国的NGO之都”的称号，许多海外著名的非政府组织，如世界宣明会、儿童救助会等，都在当地设立服务机构并输入资金，协助当地政府开展扶贫开发、环境保护、戒毒矫治等各种社会服务。问题是云南省的经济实力远不如上海，那么它何以会让众多的非政府组织在此发展呢?而类似上述著名的组织在上海的社会服务领域中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何以会如此呢?本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在社会服务领域中，上海的非政府组织如何与政府互动，这种互动又表明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相关文献的回顾及反思 　　关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在国内外学术界已有诸多论述(Gidron，KramerSalamon，1992：18；KuhnleSelle，1992：30；官有垣，2000；王颖、折晓叶、孙炳耀，1993；田凯，2004；龚咏梅，2007)，有些已经建构成具有一定抽象程度的理论模式。 　　Gidron等人(Gidron，KramerSalamon，1992：18)根据“服务的经费和授权”和“服务的实际提供”两项指标，把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模式划分为竞争与合作两大类型。 　　Kuhnle和Selle(1992：30)提出另外两项重要指标，认为可以把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划分为四种类型(详见图1)。 　　 　　Gidron提出的理论模式，突破了传统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必然的冲突论，但是这个模式过于简单化，实际上，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合作中包含着竞争。在中国尤其要倡导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的一种合作中竞争的关系，这种合作中的竞争关系，使得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之间不会走向两个极端：过分强调合作而导致非政府组织丧失自主性和独立性，或者过分强调竞争而导致一系列社会秩序问题，甚至威胁政府的合法地位和合法统治。 　　Kuhnle和Selle的理论模式对本文研究的启发在于：它把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形态放置于动态的背景下来加以考察。但是该模式值得反思的地方是，它更多的是从非政府组织的角度来谈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经验指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某种关系类型的达成，一定是双方交互作用的结果。在中国内地，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居于相互关系的主导和主动地位，因此，研究中国内地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间的关系，也同样需要较多地从政府的视角来分析。 　　国内学者王颖等人(王颖、折晓叶、孙炳耀，1993)通过对浙江萧山的社团调查，提出“官民二重性”这一重要概念。事实上，“官民二重性”不仅仅是中国内地一些非政府组织在实际运作中所呈现出来的基本特征，也是它和政府之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