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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阎锡山的村级民主试验 1917年的阎锡山 抗战期间担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 1948年的阎锡山 1929年度事件：村本政治 国民政府1928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县自治”，试图实践民权，革新国家的基层组织结构；梁漱溟后来说，这是一场时机未到的改革，所以必然失败。但在这时机未到的年份里，有人走得更远——1929年，阎锡山在太原召开山西村政会议，正式提出他的全民民主的实践模式——“村本政治”，并希望将这一模式，推销给南京…… 村政自治：阎锡山失败的民主试验 阎锡山是一个军阀，自辛亥以来长期控制山西军政大权；阎锡山也是一个改革者，没有任何一个军阀，会像他那样，在自己的辖区内不断挑战既得利益者，试图造就一个“公道社会”；但阎锡山也是一个悲剧，他希望最广大的民众（尤其是农民）成为他政治的基础，他一切的改革举措都奔着这个目标而去，但最后支撑他在山西三十余年统治的，恰恰是那些他所竭力想要推翻的东西。 1929年阎锡山将自己的“村本政治”推销给正在全面推行“县自治”的南京国民政府时，他已经在“村本政治”这条路上走了十余年。阎氏会走上这样一条与其他军阀迥异的道路，既有其饱受传统儒家教育影响的因素，更与二十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汹涌澎湃有关（关于社会主义思潮，详见《转型中国·1921》）。阎氏早年留学日本，已经深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归国后即有意识地借鉴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学说，作为自己改造山西的思想资源。本文即试图勾勒出一个阎氏改造山西的简要轮廓。 进山会议：寻一个非资本主义、非共产主义的“适中制度” 阎氏1920年代以前治理山西的政策，可以概括为“六政三事”。 所谓“六政”，是指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辫、天足，阎氏称前三项为“兴三利”，后三项为“除三弊”；所谓“三事”，指的是种棉、造林、畜牧。“六政三事”与阎氏“保境安民”的立足之道结合在一起，给了千疮百孔的山西一段难得的经济复苏期。 “六政三事”与传统的“善政”没有什么区别。但随着1920年代社会主义思潮的汹涌，阎氏的治晋政策也开始明显地沾染上社会主义色彩。“进山会议”则是这一转变的关键节点。 这是一场被思想史严重忽略的重要会议。1921年6月21日，阎氏在督军府进山上的“邃密深沉之馆”召集山西学政各界及社会贤达二十四人会议商谈山西改革问题。召集会议的初衷，据阎氏自己说，是有感于“由于资本主义之剥削劳动群众，故演出一个共产主义来，而共产主义之统治暴政，控制人民生产生活，有如洪水猛兽，形成两个极端之错误。就世界人类说，应该产生一适中的制度，以资幸福人类的生活。一面去除资本主义之剥削，一面免遭共产主义之控制。”阎氏深知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也不能认同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希望寻找到一个既非资本主义，也非共产主义的“适中的制度”，这是“进山会议”的终极主题。梁漱溟曾多次前往太原与阎氏面谈乡村政治改革事宜，也曾参与“进山会议”，梁氏后来回忆说： “阎氏以为欧美民主、苏联党治，各有其制度，吾人今皆不取，而必求其所谓中国者；然则其制度当云何？索愚为规划。”——阎锡山希望找到一个既非照搬欧美民主，也非照搬苏联党治的新制度，这个制度必须符合中国国情。阎氏希望梁漱溟能给一些建议，虽然梁氏拒绝给出建议，理由是梁氏认为中国目前还不具备谈选择什么具体制度的条件，要谈这个问题还需等个三、五十年，但阎氏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虑困惑与探究热情，还是很让梁氏感慨，赞其“值得钦佩”。 进山会议每周集会两次，每次商讨两个小时，一共持续了两年有余；与会人数，从最初的二十四人，逐渐扩展到五百余人，不但山西本省贤达群集，全国各地学者也多有参加者，最后形成记录文字两百余万。1923年10月21日，会议正式宣布结束，并公布了讨论成果，即何为“适中的制度”：1、“公道主义”，只有主张公道，才能超越地域、国家、人种的界限，达到“世界大同”；2、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 公道主义：一种儒家“德治”理想的翻版 在阎锡山看来，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种种不平等、不公平的现象，是因为没有人主张“公道”。共产主义以“阶级斗争”的模式来寻求社会的平等和公平，阎氏无法认同，他主张用“公道”来达成平等和公平。阎氏说： “强凌弱、众暴寡、富欺贫、智诈愚社会之不平也，赖公道以平之；老无养，幼无抚，鳏寡残废无救恤，社会之缺陷也，赖公道以补之；贪官贪，污吏污，劣绅土棍害良民，人群之四害也，尤赖公道以除之。” 那么“公道”是个什么东西呢？阎氏说，“公道即中也，也即事之恰好处。凡事皆有个恰好处，也只有一个恰好处”，“公道”就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阎氏还说，“公道”是民主政治赖以培育、生存的土壤，“一国人民能有自动的公道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