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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对农民不同类型收入影响 　　摘要：利用Ward聚类法将长江干流10个省（市）分为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然后分别利用这2个地区内省（市）农民收入的面板数据构建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模型研究土地对农民总收入、农民务工收入和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经济发达地区土地会促进农民农业收入的获得，但是会阻碍农民务工收入增长，对农民总收入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经济不发达地区土地不仅会促进农民农业收入增长，也会促进务工收入增长，对农民总收入增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因此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发达地区应该加速土地流转，不发达地区在推进土地流转时应该适度合理、谨慎推进。 　　关键词：土地；农民收入；聚类；地区分类；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实证分析；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 F321.1；F127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7）15-0298-03 　　自古以来，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我国的土地制度改革起步较早，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民收入年均增长一度高达 15.9%[1-2]。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务工收入越来越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下降[3]。2013年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显示，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比将首次超过家庭经营收入，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但是在经济不算发达的地区内，土地仍然是农民家庭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的依靠，特别当遇到失业等问题时，农村的土地可能可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那么，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土地如何影响农民的不同类型收入？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对完善我国的土地政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一般来说，土地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Bravo-Ureta等使用中美洲地区678个农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农民收入增长对土地面积、土地的利用程度有重要影响[4]。尽管农民收入组成多样化，但是由土地带来的农业收入仍然是所有国家农村生计中最重要的部分[5]。随着“资源诅咒”研究的兴起，土地是否也是一种“诅咒”成为越来越多学者关注的话题。Sachs等研究发现，土地资源贫瘠的地区比土地资源丰富的地区经济增长更快[6]。土地资源越丰富，经济体越容易从事初级加工和农产品出口而不是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发展，从而不利于农民收入提高[7]。Leamer等使用拉丁美洲贸易横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证实，土地资源丰富会吸引更多本该流向制造业的资金，从而推迟工业化的发展[8]。上述研究表明，土地既可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也可能阻碍农民收入增长。骆永民等使用全国30个省（市、区）的短面板数据基于system GMM的回归研究发现，土地能够促进农民农业收入的增加，阻碍农民务工收入的获得，但是却没有进一步考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似的地区土地对农民的不同类型收入的影响[9]。我国由于历史和地域的原因，东西部发展差距巨大，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的地区，土地对农民的不同类型收入影响迥异，须要区别研究。因此，本研究通过地区分类、模型设定和变量选取，再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1地区分类 　　由于长江流域横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区共计19个省（市、区），流域总面积180万km2，占整个国土面积的18.8%，有耕地面积2 460多万hm2，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4，农业生产值占全国农业总产值的40%，在整个长江流域的干流上既有上海这类发达的省份，又有湖北等中部正在崛起的省份，还有青海等需要西部大开发的省份，因而选取长江干流省（市）农民收入面板数据比较具有代表性，接下来采用长江主干线流经的10个省份1995―2014年的面板数据展开计量分析（西藏自治区数据缺失），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各省份历年的统计年鉴以及《1987―2013年全国以及各地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将长江主干线上的10个省份依据经济水平划分成若干类。衡量1个地区的经济水平，不能只看某一项产业的发展，而应该观察社会的各个方面，考虑综合评价效果，由于本试验研究的主要是关于农民的收入问题，指标选取时须要同时考虑宏观经济面和农民收入面，借鉴盖玲等衡量1个地区发展的经济指标体系[10]，选择7个指标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分类，这7个指标分别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1（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X2（元）、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比重）X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4（亿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X5（亿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X6（元）、第三产业产值X7（亿元），选取上述10个省份2014年间各变量的值作为聚类分析的取值，并对上述10个省（市）变量数据使用Ward聚类法进行系统聚类，根据得到的Ward法谱系图进行聚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