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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中关系型权力研究 　　[摘要]儒家关系主义认为社会关系是一种资源，且不同的社会关系产生不同的资源。同样，作为国际社会行为体的国家，也可以借助与他国关系获得关系型权力。这些关系分为工具性关系、情感性关系和混合性关系。其中工具性关系奉行公平原则、实行经济交换，情感性关系奉行需求法则、实行情感交换，混合性关系奉行人情法则、实行社会交换。关系型权力的大小。取决于工具性关系中对方的脆弱性程度、情感性关系中对方的责任观念和混合性关系中的人情大小。 　　[关键词]关系型权力；脆弱性；人情；责任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0)03－0048－06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权力”的概念可谓林林总总。但无论硬权力抑或软权力，均被认为来源于国家内部，而对于国家之外的与他国关系资源将产生什么样的权力，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却鲜有涉及。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本文借助儒家关系主义对于不同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提出了“关系型权力”概念。关系型权力是一种通过借助与他国的关系资源而对抗关系外第三方的权力。这一权力历来为国家所重视、利用，但并没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谋得适当的地位。 　　 　　一、国际关系理论权力观中关系资源的缺失 　　 　　“权力”是国际关系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但对于“权力”的定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例如约瑟夫?s?奈(Joseph s.Nye，Jr.)曾讲：“权力犹如爱情，易于体验却难以衡量。”“权力”定义尽管多样，但无论指力量还是能力，它都必须有其基础和资源可资凭借，资源是权力的必备条件。国际关系理论三大范式(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由于不同的理念和视角，对于国家权力的来源具有不同的解读。 　　现实主义的发展经历了经典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三个阶段。作为经典现实主义的代表，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认为“政治权力是权力行使者与权力行使对象之间的心理关系”。国家权力的组成要素非常广泛，包括地理、自然资源(粮食、原料)、工业能力、战备(技术、领导才能、武装力量的数量和质量)、人口(分布、趋势)、民族性格、国民士气、政府的素质(资源与政策之间的平衡问题、资源之间的平衡问题、公众支持的问题、内政和外交政策)、外交素质等。在这九项要素中，前八项明显属于国内资源，就第九项外交素质而言，它也并不是指在国际关系中借力打力，而仅是指整合国内资源并赋之以方向和意志。 　　 　　1979年，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出版《国际政治理论》一书，标志着结构现实主义的诞生。与传统现实主义采用的单位层次分析方法不同，结构现实主义采用的是结构层次分析方法。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构成国际体系结构。国家权力来源更加物质化，“它们的地位取决于它们在以下所有方面的得分：人口、领土、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稳定及能力”。华尔兹的结构由于“抽象掉各种(单位国家间)联系，意味着将国家在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互动抛开”，这样将单位层次上的国家关系型权力也给抽象掉了。如同在牌桌上，它只关心打牌者手中牌的相对大小对输赢结果的作用，而不关心打牌者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对打牌结果的影响。关系型权力恰恰分析被其所抽象掉的打牌者之间的关系对打牌者实力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最终互动结果的作用。这种关系的作用与打牌的赌注大小成正比，如果赌注非常大，关系比较亲密的打牌者之间就有可能采取相互明牌、换牌等作弊手段，以改变牌手间的实力对比。 　　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中，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将分析层次由结构回落到单元层面上来，认为大国都具备某些军事进攻能力，且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因而相互恐惧，结果为了生存不得不最大限度地攫取权力。国家权力来源更为狭窄，仅包括财富、人口和军事实力。其中财富和人口只是国家潜在权力，用来构筑军事权力的社会经济基础，军事实力才是国家的有效权力。衡量国家权力大小的标准，就是相对军事实力。在米尔斯海默界定的这种只相信军事实力不相信友谊的霍布斯文化中，关系型权力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从摩根索到米尔斯海默，现实主义权力观的发展经历了复合性权力、物质性权力、军事性权力的嬗变，且呈现出“硬化”趋势，但它们无一不忽略关系资源的意义。这也许与现实主义的悲观理念和自助假设有关。 　　与现实主义相比，新自由制度主义构建了一个较为柔和的“复合相互依赖”模式。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s?奈(Joseph S.Nye，Jr.)认为在复合相互依赖模式中，非国家行为体参与世界政治，国际社会存在多渠道联系；世界政治中的问题无法明确地划分等级；武力是一种无效的政策工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