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名学者汪宏华撰文新解四书他认为曾子之-哲摄线.DOCVIP

西方柏拉图研究源远流长。罗马帝国时期(公元1—5世纪),柏拉图新经学绵延五百年不辍;帝国崩溃后,蛮族入侵,古代典籍湮灭,文不在兹,以致此后一千多年里(公元5—15世纪),西方人只能借助半部《蒂迈欧》和阿拉伯学者的拉丁译本以及亚里士多德等古代作家的引文认识柏拉图(在东罗马或拜占庭帝国,柏拉图作品抄件仍在流传)。直到1397年,柏拉图才转道中古阿拉伯世界(公元7—14世纪)返回西方世界。大致说来,重返西方世界的柏拉图在现代西方掀起了三次浪潮:文艺复兴时期(公元15世纪初—17世纪末)、浪漫主义时期(19世纪初—20世纪中)和二战以后(20世纪中叶以来),只在启蒙运动时期(17世纪中—18世纪末)有所中断。 　　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研究重镇在佛罗伦萨,并逐渐向英法辐射;这三百年间的柏拉图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文本编辑和翻译上,产生了三十多种“柏拉图全集”编本或译本,包括现今仍被奉为标准编本的H. Stephanus(H. Estienne)希腊文版柏拉图全集。这期间的柏拉图文本解读上承罗马帝国时期的柏拉图新经学传统,中续基督教内部阿奎那-亚里士多德与奥古斯丁-柏拉图两条路线之争,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启蒙运动时期,厚今薄古之风大兴,整个欧洲没有出版过一部完整的柏拉图全集,柏拉图经学传统不绝若线。不过,柏拉图作品的英译和法译还算可观。这时期的柏拉图文本解读主要在于摆脱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解释,焦点在于区分柏拉图主义与柏拉图。于是,人们开始追问“柏拉图说了什么”;这个问题也就成了19世纪以来柏拉图作品解读的起点。 　　18世纪末,启蒙运动达到高潮,法国革命和康德批判哲学给西方思想界带来空前震撼,并迅速激起一股回归古代希腊精神的浪漫主义热情。这股热情极大地影响了当时和此后的柏拉图研究。19世纪伊始,柏拉图文本的编订、校勘和翻译首先在德国兴起,不久在西欧各现代民族国家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涌现出大批著名的柏拉图校勘家、翻译家和解经家,开启了柏拉图研究的新时代。可以说,现代柏拉图解读发端于19世纪的德国思想学术,因此,现代各种柏拉图解读路向也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思想潮流和学术样式。学者先务其大则小者弗夺,我们只有在整个19世纪德国思想学术大背景下,才能恰当理解当代柏拉图学术源流;也只有恰当理解当代柏拉图学术源流,才能恰切把握某个单篇柏拉图作品研究的路向和意义。笔者不拟细数19世纪以来各项柏拉图研究成果,而是在对19世纪德国思想学术基本潮流的观照下,重点梳理现代柏拉图解读路向及其原则和结果。本文大体把当时的柏拉图解读路向分为理论学派、考证学派和解释学派。这三大流派的解读原则至今仍然有意无意地支配着我们对柏拉图作品的解读①。 　　一、理论学派 　　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主导了欧洲的思想学术,自然也俘虏了柏拉图学者的心智。从康德“理念的柏拉图”到谢林“自由的柏拉图”再到黑格尔“辩证的柏拉图”,德国古典哲学无不从康德所谓的“比作者更理解作者”原则出发,无不按照自己的理论体系理解柏拉图,因而也可称之为“体系派”。该派在面对柏拉图的文本之前,总体上抱有下述基本假定:柏拉图在自己的作品里表达了自己的某些理论、教义或信条(如F. Copleston,W. J. Prior等当代哲学史家)。然而,这种理论化的解读一旦面对柏拉图的文本,就碰到下述棘手的事实:柏拉图既不是采用论文形式表达自己的理论,也不是在同一部作品里系统阐述自己的教义;相反,柏拉图不仅几乎只写对话,而且在不同作品里呈现了相互矛盾的说法,即便在同一部作品里也呈现着前后不一的说法。于是,注意到这种表达方式的学者就辩解道:那是因为柏拉图缺乏精密而成熟的哲学头脑;在柏拉图那个时代,哲学本身还处于初级阶段,哲学概念不够丰富,哲学表达还很幼稚(如R. Robinson等)。不过,非理论化的表达方式只能说明柏拉图缺乏黑格尔式体系哲学的头脑,并不能说明柏拉图缺乏成熟的哲学头脑,除非相信黑格尔式体系哲学就是最成熟的哲学。相比之下,编过柏拉图全集的赫尔曼(K. F. Hermann)显得更为实在——至少不敢断定柏拉图缺乏哲学头脑:柏拉图作品里之所以存在那么多含混和矛盾之处,乃因为柏拉图学说或理论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于是,这种修订版的体系化解读就发展成了流行至今的发展论解读,只不过现在的发展论解读采用了更多历史考证学的成果,显得更加可信而已(如A. E. Taylor等人的“早中晚三期说”,R. Kraut等人的“早晚二期说”)。其实,早在赫尔曼提出这套发展论之际,著名的柏拉图译者苏米尔(F. Susemuhl)就曾告诫,这种发展论走到头可能是死胡同(但他自己仍在追索柏拉图理论的真正发展过程):这种划分作品分期和思想阶段的读法可能破碎柏拉图学说的整体性。于是,不屑于学术考订的思想家们干脆放弃这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