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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的“大道”与“小道” 　　摘要：林纾的声誉来自“林译小说”，五四以来的毁誉也源于此。对于林纾，后来研究者需要摆脱五四遗留下来的道德义愤，以对传统的无差别心乃至敬畏心给予一种了解之同情。在中国文学史上，林纾在小说译著中不再使用笔名而用真名，打破了人们对于小说的鄙视，是一种开风气之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林纾自己也看重令其名利双收的小说译创。在林纾的心目中，小说与古文始终有着价值的高下之分，小说是“小道”，古文才是“大道”。林译小说能够博得当时社会中上层知识阶层的青睐，不但在于林纾以古文家的身份介入小说化解了士林阶层阅读小说时伴生的道德焦虑。更在于林纾以古文的笔法和小说家的天赋共同造就的“林译小说”独有的品味和趣味。 　　关键词：小说；古文；大道；小道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4-0092-05 　　林纾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中的声誉是通过他的小说翻译建立的，“林译小说”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史中的一个专有名词，而林纾自五四以来的毁誉也源于此。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新文学阵营对于林纾的批判主要是针对林纾的翻译，五四新青年带着“时代正义感”的嬉笑怒骂，致使进入现代文学史中的林纾定格为一个可笑的顽固佬的形象，以致于“‘文学革命’以后，人人都有了骂林先生的权利”。文学史的书写同样充满了戏剧性，正如一位学者所发出的疑问那样：“青史凭谁定是非？”中国现代文学史正存在着诸多的迷思，人们还缺乏对于先前传统重新认知的耐心和智慧。对于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资源之一的林纾，我们正需要摆脱五四遗留下来的道德义愤，以对传统的无差别心乃至敬畏心给予一种学理的、精神的、生命的深度理解。 　　一、从“冷红生”到“林纾”：笔名与真名的纠结 　　众所周知，林纾与友人对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完全是出于一种“偶然”，是他用来排遣丧偶之痛的一种消遣，但无心插柳之举却使林纾走上了译著小说的“不归路”。陈衍在为林纾写的传记中这样描述林纾晚年的生活：“纾有书画室，广数筵，左右设两案，一案高将及肋，立而画，一案如常，就以属文，左案事毕则就右案，右案如之，食饮外，少停晷也。作画、译书，虽对客不辍，惟作文则辍。其友陈衍尝戏呼其室为造币厂，谓动即得钱也。然纾颇疏财，遇人缓急，周之无吝色。”林纾晚年靠作画和著译两项收入颇丰，但这并不意味着林纾本人就看重小说翻译并心甘情愿地成为世人眼中的小说家，事实恰恰相反。 　　林纾译著《巴黎茶花女遗事》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也正是中国社会风起云涌的大转变时代。对于小说，学界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意识到了它的启蒙人心的重要性并开始提倡小说创作，最著名的如严复在1897年即著有《本馆复印说部缘起》，梁启超也在1898年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他们都从改良社会的角度提及小说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小说观念并不因为一两个英明之士的一两篇文章而发生彻底改观，或者说“小说乃小道”的观念在林纾初涉译坛的时代依旧是一个社会性共识，知识分子还不肯降低身价去认同其价值。因此，林纾在发表令他暴得大名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时候，随手使用了―个“冷红生”的笔名。著（译）小 说而使用笔名，这在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史上是一个习以为常的现象，也几乎成了一个习焉不察的惯例，但是近代小说作者使用笔名和现代小说作者笔名的运用却有着不同的含义。在“小说”摆脱“小道”的地位成为被社会认可的一种堂皇的文学样式之前，笔名的运用显然有隐藏作者真实身份的意味。直白地讲，小说作为“私衷酷好，阅必背人”的小道，乃至“诲淫诲盗”的歪门邪道，是为人所轻视、所规避的，小说家自然不肯署真名而自毁身价。林纾身为正统的古文家，对于此类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虽偶一为之，自然也犯不上署真名。即便作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作者也依旧不肯现身，而是任凭好事者去猜测考证。邱炜?k在对《巴黎茶花女遗事》的评述中即谈及作者的真实身份问题：“黄黻臣为余言，此书实出吾闽林琴南先生所手译，其题曰‘冷红生’者，盖不欲人知其名，而托为别号以掩真，犹夫前日撰《闽中新乐府》，署名‘畏庐子’之意也。”以“笔名”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并非是林纾个人过于爱惜羽毛，而是当时的一种普遍情形，这种情形甚至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小说进入文学之门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事件”：“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这一概念不像今天有些时候那样，仅限于‘创造性’或者‘现象性’的作品，它意味着社会中被赋予高度价值的全部作品；既有诗，也有哲学、历史、随笔和书信。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的不是其虚构性――十八世纪严重怀疑迅速兴起的小说的文学身份――而是其是否符合某种‘纯文学’的标准。换言之，衡量什么是文学的标准完全取决于意识形态，体现某个特定社会阶级的价值和‘趣味’的作品具有文学资格，里巷谣曲，流行的传奇故事，甚至也许戏剧在内，则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