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与李金发诗歌的颓废色彩之比较.docVIP

波德莱尔与李金发诗歌的颓废色彩之比较 　　在世界诗歌史上，波德莱尔是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诗人，后人把他誉为“现代诗歌最著名的先驱”，“第一个从美学的高度比较彻底地同传统美学观念做决裂的诗人。”波德莱尔认为“自然是丑恶的”，“恶存在于人心中，就像丑存在于世界的中心一样”。他主张从丑恶中“发掘恶中之美”，表现“恶中精神的骚动”。在创作中，他摒弃传统诗歌中惯有的风花雪月、草木虫鱼，把目光转向生活中丑恶的，甚至令人不忍目睹的事物上面：《恶运》、《毒》、《吸血鬼》、《腐尸》、《血泉》……他用丑恶的意象构筑了一个“颓废”的诗歌王国。李金发是流派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个象征主义者，他的创作深受波德莱尔的影响，他自己说他是“受鲍特莱与魏仑的影响而作诗”的。他在回忆录中写到：“雕刻工作之余，花了很多时间去看法文诗，不知什么心理，特别喜欢颓废派Charles Baudelaired 的《恶之花》及Paul Verlaine 的象征派诗，将他的全集买来，越看越入神，他的书简全集，我亦从头细看。”很显然，李金发接受了波氏“发掘恶中之美”的美学原则，他也将目光投向生活中丑恶和异化的现象：《死者》、《弃妇》、《月亮的哀愁》、《忧郁》、《恸哭》、《生之疲乏》……，他用诗句建造了一个《举世全是诱惑》的“颓废”世界，其间透出的颓废气息与波德莱尔式“恶之花”的色彩如出一辙。恰如袁可嘉先生所说，“李金发的作品表现了波特莱尔式的沉郁气氛、愁苦精神和病态情绪”。 　　尽管李金发效法波德莱尔，大力营造“颓废”的诗歌意境，但是，文学上任何程度的影响所造成的相似都不能达至如出一辙，差异总是必然的。李金发与波德莱尔之间也如此，由于两人所处的境遇不同，两种不同的存在条件造就了两人诗歌之间巨大的差异，即使是两人诗歌中表现出来的看似相同的颓废色彩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下面我们就从两位诗人的创作立场和创作心境来具体分析这种差异。 　　 　　一、创作立场 　　 　　波德莱尔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土生土长的，他接受的是本土的文化和学识，接触的是他一生所熟悉的事物和环境，他是在本土文化环境和底蕴上进行创作的本土诗人。李金发则是远离故土留学欧洲，在西方文化氛围中写出他的主要诗作的。作为一个来自落后、动荡的国家的异乡客，李金发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对自己国家和西方的对比感受，对异国他乡的生存体验进行表达的异域诗人。两人之间存在本土和非本土、被认可身份和不被认可身份的差异，对同一文化语境和生存环境的不同感受及认识必然会导致这两位中西诗人在创作立场上产生差异。 　　虽然波德莱尔与李金发都曾被自己的民族视为最颓废的诗人，吸毒、饮酒、追求肉欲、梦幻死亡等等都是两人诗作中不容否认的细节，但表面看似相同的“颓废”却丝毫掩盖不了两位诗人迥异的诗旨。透过诗句中“颓废”的镜像，我们可以感到波德莱尔凛然不可犯的决心：“拒绝把生活空虚的理想化，拒绝浮面的欢娱与自足。他要返回到存在的本质层次，以艺术家的身份去面对真正的命运。如果生命是包孕了那样多大伤痛、大恐惧、大欲望，那么，以强力挖掘进去，看个底细，尝个透彻。所以诗到了他手里，不再是浪漫式的幻想和怨叹、战栗、悔恨、共鸣，用凝聚的形式再造出来。……他穿过继父的封闭自满，看出整个社会的虚伪与丑恶；穿过社会，他更质问生命存在本身。”对波德莱尔来说，“巴黎的生活的不是表面的五光十色的豪华场面，而是底层的充斥着罪犯和妓女的阴暗的迷宫，那里盛开着‘恶之花’”。目睹破碎的现实，波德莱尔忧郁，但由于时代的制约，他不可能救治社会的疾病，也就无法摆脱自身的忧郁，于是他便借“颓废”的诗作来进行揭露和批判。他追求始终“从恶中发掘出美”的理想：尽管身处黑夜之中，但他拒斥黑暗的诱惑；尽管被恶所羁绊，但他顽强地走向善。可以说，波德莱尔是站在高昂的主体立场上去处理自己本土的表现对象的。因而，在创作诗歌时，“颓废”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颓废”只是他探求历程的一个中点站，是他对抗丑陋现实的有力武器。 　　而李金发作为一个外来者，与所处社会的微妙关系，与异国他乡不同文化氛围的冲突碰撞让他敏感和痛苦；“无根的异乡人”的尴尬境地，总是令他美好的理想和追求屡屡被残酷的现实所粉碎；一个年轻人正常的生活要求，诸如爱情的欢愉、青春的激情和事业的成就等，都无法在现实中获取。举步维艰的异域生活境遇使诗人的灵魂发生了扭曲，自我生命价值受到了质疑，个体丰富的情感世界不得不一再幽闭。在异国的土地上，诗人总是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坚实的立足之地，他感到生命存在的根基是如此虚浮，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也只能是“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间”（《弃妇》）。“流浪汉”、“旅居者”的身份认同，加剧了他与周围人的紧张关系，诗人处处遭逢的是无法融入人群的落寞：“夜色笼罩全城，/惟不能笼罩我的心。”（《心》）法、德的留学生活，让李金发染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