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与鲁迅的交集.docVIP

林语堂与鲁迅的交集 　　林语堂和鲁迅，同是20世纪中国的、世界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两位文化巨人之间有着许多的交集，也有过尖锐的分歧。然而，如林语堂在《悼鲁迅》一文中所说，“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尽管林语堂与鲁迅因思想、性格的不合有过误解，但是，这毕竟是两颗伟大心灵的碰撞和交流，他们的心是相知的。 　　鲁迅受林语堂之邀到厦门大学执教 　　1926年，“三一八”之后，北方政局一片混乱，白色恐怖笼罩着北京。林语堂、鲁迅等批评政府的教授五十四人被列入通缉名单。当时林语堂除了担任北大英文系教授、女师大教务长之外，还是《国民新报》英文部编辑。有一次军方抓去了两个报馆的编辑，当夜就枪毙了。 　　林语堂先在北京东交民巷一所法国医院躲避，举家藏在好友林可胜医师家里。林可胜的父亲林文庆是厦门大学的校长，林语堂在那里躲了三个星期之后，厦门大学就聘请他到厦大任教。1926年5月，林语堂一家回到了厦门。 　　厦门大学环境很美，校园前面是一片白沙碧海的厦门港，后面有青灯古佛的南普陀寺，朝帆片片，暮鼓晨钟，确实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林语堂担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他又请来了鲁迅、《北京晨报》副刊主编孙伏园、研究中国古史权威学者顾颉刚、中西交通史权威学者张星?R、国学大师沈兼士、语言学家罗常培，还有丁山、川岛等教授。这么多知名教授一起来到厦门大学，一时颇有北大南迁的景象。 　　鲁迅于1926年9月4日午后1时抵达厦门。厦门的闽南话，鲁迅一句也听不懂，只得先到客店，打电话给林语堂，林语堂便来接他，当晚就住进了学校。 　　当时林语堂只有三十岁上下，常穿长袍黑马褂，头发梳得亮亮的，俊秀英楚之态，不但光彩照人，而且慧气逼人。鲁迅穿一件灰色的爱国布长衫，橡胶底黑布鞋，入冬，则穿暗蓝色的布夹袍。林语堂的夫人廖翠凤甚是贤惠，不但操理林语堂的生活，甚至连穿什么也“包办”，而且，林语堂请来的鲁迅等教授朋友也多由她帮忙照顾。 　　鲁迅房间的陈设很简单，一只小水缸，水面上浮着一只马口铁的水勺，还有黄铜的打气炉，有大大小小的铝锅，烧开水用的水壶，板壁上挂着几个大大小小的纸包，当然其他还有床、书架、脸盆、暖水瓶以及碗盏瓢盆、桌椅板凳之类。一间原来可以容下五六十人的教室，把它当作卧室、书斋、接待室以及小厨房之用，也就不显得空空荡荡了。 　　鲁迅在厦门大学开设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课程，兼任国学院的研究教授。本来文科的教室，一般只有十来个必修的学生听课，课堂比较冷清。但鲁迅每次上课，钟声刚响，教室里早就坐满了人，后到的学生只能凭窗倚墙站着听讲。不仅文科的学生来听课，法科、理科、商科的学生也来听课，厦门大学不少年轻的教员也到场听课，此外还有很多校外的记者、编辑也闻风而至，场面十分壮观。因为听课的人远远超出预计的数目，讲义不够，拿不到讲义的人，上课便记笔记，下课赶紧借讲义抄。由此，众人议论说：“文科今年有生气了。” 　　鲁迅的课之所以特别吸引听众，是因为他态度认真，思想超前，史料翔实，分析透辟。鲁迅每周有两节中国文学史课程需要编写新讲义，当时的厦大这方面的图书资料严重不足，为了编好讲义，鲁迅自己设法到外地买书，向友人借书。他提到此事时说：“看看这里的旧存讲义，则我随便讲讲就很够了，但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为了编写讲义，鲁迅常常废寝忘食。所以上课时，他能联系时代背景分析作家作品，引证丰富的材料，深入浅出地阐明问题。听他课的学生个个如饮甘露，他上课从来没有点过名，因为就连生病的学生也不会缺席，学生个个瞪大眼睛，竖起耳朵，生怕少听一个字。 　　住在厦门这座海滨城市，鲁迅多少有些不适应，感觉自己和社会隔离了，天天得编讲义，天天看中国旧书，弄得什么思想都没有了，而且仍然没有整段的时间做计划中的事。山永是这样的山；海永是这样的海；便是天气，也永是这样暖和；树和花草，也永是这样开着、绿着。鲁迅感到此地的生活也实在无聊，但林语堂和他的太太，都很为他的生活操心；学生对他尤好，有几个家在本地的学生，甚至于星期六不回家，陪着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到街上去玩，他们就去当翻译。在厦门大学，鲁迅专取闭关主义，对学校的一切教员，少有往来，也少说话。少有的交际便是南普陀寺和闽南佛学院公寓太虚邀他做客，他原本打算是不去的，而本校的职员硬要他去，他只好同去。 　　厦门大学周围有一大片的坟茔，林语堂《冢国絮语解题》一文的创作灵感，正是由这一大片的坟茔引发出来的。他在文章中，将黑暗社会比作“冢国”“鬼蜮国”，以“海洋的呻吟”“草虫的悲鸣”来暗喻人在残酷现实中发出的悲苦不平之声，鲁迅先生称其散文风格是“畅达也有畅达的好处”。鲁迅曾独自在那些坟墓上拍过一幅相片，并以《坟》作为他的一本杂文集的名字，他自己说：“这张照片要寄上海去，赶印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