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庸做自己身体里那个小孩.docVIP

朱德庸做自己身体里那个小孩 　　“我就是走了‘狗屎运’， 画了20多年漫画，就红了20多年。” 　　每次出完新书，朱德庸都不得不强迫自己站到媒体面前、人群中间，做自己最不喜欢的宣传工作。 　　在北京香格里拉大酒店的角落，朱德庸一边与记者闲聊，一边“忍受”着摄影师的“贴身”拍摄：“你看，我不得不这样，可实际上，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只是希望做自己身体里的那个小孩，永远长不大，永远真实、自在。” 　　 　　众人眼中的“隐形人” 　　 　　“小孩”，对朱德庸而言是个既爱又恨的词。别看现在的他时常表露出对儿童的羡慕，但在更多的场合，他却总喜欢自嘲：“你们别光盯着我的现在看，要知道，我的童年可是很‘悲惨’的。” 　　“悲惨”到什么程度？满月时，朱德庸在妈妈的怀抱第一次“露脸”，便引来邻居的惊呼，“天呐，哪有这么丑的小孩！”丑还在其次，成绩不好、孤癖、叛逆……诸多“劣迹”积累下来，朱德庸成为了众人眼中的“隐形人”，谁也不喜欢搭理他，“邻居家煮火锅，从来只叫哥哥，没有我的份。”无奈之下，朱德庸只好抱起家中的小狗，“只有你没有离开我”，可它竟也突然回头，在朱德庸的手臂上留下了两排牙印。 　　不过，孩子总是很容易满足的，没有人搭理，朱德庸就和自己的想象玩起了游戏。他开始热衷于站在自家巷口，观察迎面而来的人。 　　一个道貌岸然的男人匆匆走来，朱德庸忍不住琢磨，“如果我跳上前去打他一巴掌，他会怎样，是怒目相对，还是另有举动？”小巷中，一个窈窕女郎踏着高跟鞋摇曳前行，朱德庸的想象又“恶毒”起来―――鞋跟突然断裂，女孩那张化好妆的脸会是怎样一副表情；玩到尽兴，他甚至躲到邻居家门外，一次又一次地按着门铃，然后看着门后那张脸是否与自己的想象同步发展……“那段时间，我成了巷子里有名的小神经病，因为大家总能看见一个小孩在那里自顾自地笑个没完。” 　　或许是因为想象力特别丰富，上帝在关上学术大门的同时，也为朱德庸打开了一扇绘画的窗。从4岁临摹影院宣传单开始，画画一直伴随着朱德庸。 　　初中时，成绩本来就不好的朱德庸，在学校里“受尽了委屈”。“老师看不起、同学瞧不起，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就因为功课不好，我被列为坏学生，班上发生了任何事情，老师总要先怀疑我，‘是不是你干的？’这让我很有挫败感！我也需要有释放的地方，漫画就成了我的‘出气口’。” 　　 　　这个世界，多么荒谬 　　 　　与朱德庸交谈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荒谬。 　　朱德庸说：“比如，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荒谬，用一种标准来看所有的事情，然后用这个标准来决定你有前途还是没有前途。” 　　“你见过动物上班吗？人作为一类动物，却要上班，这实在太荒谬了。只有动物园里的动物才一天上八小时的班。” 　　“我们今天的采访也很荒谬，大家都坐在这里，听我一个人讲、讲、讲……” 　　沙发上的朱德庸时而微笑，时而皱眉。可细细听来，竟全是对这个“不可思议”的世界的“抱怨”。他至今也没有想明白，成人的世界，哪来这么多莫名其妙的所谓规则，那么累。 　　在台湾，朱德庸的作品销量已达100万册。在市场需求的重压下，朱德庸不得不每天将自己关在书房里，逼着自己不停地画。可画着画着，爱好变成了工作，轻松变成了紧张，游戏心态消失殆尽，“虽然我的作品带给别人快乐，但我自己没有快乐了。我原来很喜欢假日，喜欢过节，圣诞节、端午节，我都会提前安排。可后来，我对节日已经没有了任何感觉，只是多了一个工作日。”如果压力是水，朱德庸说，他这块海绵已经吸得满满的，再多加一滴水，都会流出来，不能去挤，也不能去压，只能搁在那里，慢慢地让水分晒干。 　　于是，他开始给自己减压：将专栏减到最少，甚至连出版都停掉了。在漫画事业如日中天时，他选择了淡出，将市场拱手让人。整整5年，朱德庸携着太太的手，穿梭于世界各地的街头，享受久违的轻松，从别人的生活里重新一点一点拼凑出原来的自己。 　　1999年，朱德庸的作品正式授权在大陆出版。为配合宣传，他生平第一次来到了大陆。蜂拥而至的媒体和读者让朱德庸愣在那里：“原来有那么多人喜欢我的漫画，而我所做的事情又是那么有意义。回到台湾，我做出一个决定，重新拿起笔，按照我自己的节奏慢慢画。” 　　 　　再过一次童年 　　 　　画自己经历的、看到的、想象的世界，然后把思考后的情绪发泄在纸上，朱德庸就靠这样的“秘诀”征服了读者。最新漫画《绝对小孩》出版后，许多人惊呼“他怎么会知道我童年的故事？” 　　其实，这里面也有朱德庸自己的影子。他抿嘴笑笑，随手翻开手边的书，“你看，当妈妈怀疑五毛没有洗澡，理由是毛巾还是干的，五毛会反驳妈妈，‘你到底相信你的儿子，还是相信一条毛巾。’这样的经历，我也有。我的小孩也会拿这一套来骗我，我都能拆穿。”朱德庸笑着看看坐在角落17岁的儿子，两人对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