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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带给我们的志愿反思 　　2008年有两件大事让很多人铭记终生,一是奥运,一是地震。在地震和奥运之间,志愿者把人类利他行为的两极发挥得淋漓尽致。奥运志愿者是锦上添花,志愿者的数目曾让众多外国友人自叹弗如。地震志愿者是雪中送炭,雪中送炭的志愿者又背负了怎样的责任,需要怎样的精神? 　　 　　刘猛,1974年生,河北邢台人,心理学硕士,河北经贸大学教师,高级心理咨询督导师。去四川前,在京心理咨询费用为每小时1000元。“5.12”地震发生后,发起“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在都江堰开展心理援助公益活动,是目前“极少数一直坚守在灾区的心理援助者之一”。主要援助对象为丧子母亲,成立了闻名中外的“妈妈之家”。许多有自杀倾向的幸存者因他的援助而摆脱了心理阴影。其探索出的“灾后系统协作心理援助模式”得到政府和学术机构的肯定并被推广。刘猛先生赢得了广泛尊重,不仅仅是因为他高超娴熟的职业技能,更是因为他坚守一线的负责意识与职业操守。 　　 　　志愿者:从蜂拥而至到一哄而散 　　 　　5.12地震后一周,通过共青团系统报名参加抗震救灾的志愿者达到106万。据粗略估算,成都市民约占10万,其余更多来自川外。退役军人、大学生、高中生,这些自发的人群从各个角落涌来。 　　这期间,我们看到了很多很感人的事情。山东莒县洛河镇东皂湖村的10位农民开三轮车,跋山涉水2300多公里,到四川救援。一人一把铁锨,一把镢头,买了100斤煎饼,想出点力。浙江商人陈光标带着60部挖掘设备风雨兼程,到北川比解放军还早。 　　许多媒体以“百万志愿者彰显‘中国力量’”等进行了报道。很多人都说2008年可能是我们的志愿者元年,是我们的公民意识元年、公民参与元年、公民社会元年…… 　　在灾区,一度“只要在街上喊一嗓子,就会有心理咨询师答应”。然而,蜂拥而至的“百万志愿者”也在同样迅速的消失。2008年7月底,都江堰的板房区中,只剩下30多名心理援助志愿者。而在志愿者数量迅速减少的同时,灾区的情况却在恶化,2008年10月,川震灾区开始出现幸存者自杀事件:2008年10月3日,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在暂住地自杀身亡、2008年10月18日,都江堰灾区受灾群众罗桂琼从成都某医院12楼病房跳楼身亡、2008年11月15日,北川县受灾群众朱菊华、杨俊夫妇双双身负刀伤,于家中自杀、2009年4月20日,中共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在绵阳家中自缢身亡…… 　　这时我们开始反思,把2008年定为中国的志愿者元年,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如果不为时过早,那元年过后的落差又如何解释?如此大的落差我们应如何弥补?又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挽回? 　　 　　中国不缺志愿者,缺的是志愿者精神和志愿者制度! 　　 　　作为一名心理援助人员,刘猛从自己援助的领域,深刻反思了志愿精神和公众参与。 　　北京青年报曾刊登过这样的言论“一怕余震,二怕堰塞湖,三怕心理医生”。很多受灾群众居住的帐篷门口还贴着一张字条:“心理工作者勿进!”刘猛开始反思:“为什么助人者反而成了被人防范的对象?”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反思,就要先去看看我们的心理援助志愿者在灾区做了些什么,只有知道做了什么,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遭到了人家的防范。 　　刘猛曾经做过很多次这样的事情:孩子的父母说,有心理咨询师让孩子填一份问卷,答应给孩子买一份礼物,但是却一直都没有兑现。面对这种情况,刘猛就会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钱去买礼物,然后再告诉孩子的父母,礼物是那位咨询师让他捎的,他太忙,没有及时捎到,是他的错。刘猛说“我们不能让这个孩子去体验除了自然是可怕的之外,人也是靠不住的”。 　　北大徐凯文曾说“一个灾民的帐篷里面一天去了6批咨询师,每个人谈20分钟走人……”。刘猛说,在灾区,这样的帐篷不止一个,而且最多的不是6批。刘猛为此做了一个形象的描述:“第一批来后打开了伤口,看了看,说‘嗯,是个肿瘤’,然后走掉了;下一批来了,又打开看了看,说‘嗯,没错,他说的很对’,然后又走掉了;再下一批人来了,再次打开,说‘不对,这不是肿瘤,应该是良性的’,和他们去争论了。这个肿瘤谁来管?伤口谁来缝合?”对大多数志愿者来说,志愿生涯只是人生的一个浪花,终究还要退潮,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这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如果志愿活动仅局限于此,这场灾难就会成为一场狂欢,消费悲情和罪感,宣泄仁慈和爱心,曲终人散,人去楼空后,又将剩下什么? 　　刘猛说,去灾区时他的打算很清楚,“这么大的灾难,我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人,如果我能奉献一点资金,奉献两个月的时间,有五个人因为我的到来而摆脱了创伤和痛苦,那么我感觉到我的力量已经尽到了,我已经作为一个公众参与进去而且达到了自己满意的程度。”但是当他到了灾区后才发现远非自己想象的那样秩序井然:没有人管他的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