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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可行能力视角农民工幸福感研究 　　摘要：本文将可行能力理论作为农民工幸福感的研究依据和探讨基础，将研究的落脚点集中在影响农民工幸福感内在成因的可行能力上，不仅突出了研究重点，而且能从本质上找到幸福感研究的关键因素，真正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 　　关键词：可行能力；幸福感；农民工 　　 　　一、引言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其《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一个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而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s）反映了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事情或状态，既包括营养良好、身体健康、避免疾病等最基本的功能，也包括快乐、尊重、可以参加正常的社交活动等复杂功能。如果把这些活动列成一个清单，一个人的可行能力即对于此人是可行的、列入清单的所有活动的各种组合。可行能力标志了个人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一个人的可行能力越大，他过某种生活的自由就越大。因此，可行能力还可以看作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自由。 　　可行能力理论作为一种思想框架和思考模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重视人的全面发展，肯定人在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鉴于此，本文以系统分析的观点，用可行能力理论来解读和研究农民工的幸福感，在清晰的发展理念指导下，明确问题的主攻方向，并设计出可行和可操作的政策措施。 　　二、农民工幸福感的可行能力解读 　　对农民工来说，不幸福不仅表现在缺乏可利用的经济资源，还表现为缺乏改变这种现状的能力和机会，在政治和经济分配体系中处于不公平、不平等的劣势地位，是典型的弱势群体。 　　要对农民工的幸福感进行系统的研究，必须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角度综合考虑，而这正是可行能力方法的特长所在。可行能力幸福观不仅重视幸福感与经济条件的紧密联系，还注重其与公共服务和社会制度以及公民权利的关联。具体如下： 　　（1）从可行能力角度看，不幸福可以看作是个人或群体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所遭受的各种排斥过程，而这一过程又涉及多个层面，与多种因素相关，其中最重要的是公民的权利缺失和机会不足。 　　（2）幸福感是个人对自己所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和社会环境等的评价，不仅受个人所处客观环境的影响，还受个人主观意识和价值体系的影响。而作为一种评价体系，可行能力方法在尊重人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多元化的基础上，强调人的能力提升和长远发展对幸福的促进作用，倡导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的合理公平，将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有机结合，能更真实反映农民工的生活状态和幸福水平。 　　（3）农民工幸福感的可行能力解读关注农民工的主体建构性，旨在帮助其按自己合意的方式来生产和生活，并以自由的扩展和能力的提升为目标，以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建设为保证，消除人们对农民工的歧视和偏见，使农民工尽快适应城市、融入城市，成为与城镇居民平等的个体。在这里，可行能力方法在承认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前提下，强调内因的根本性、决定性作用，注重发挥农民工的主体建构作用，促使农民工自主改变，把握幸福。 　　三、可行能力视角下农民工幸福感的研究维度 　　农民工面临的幸福困境不仅仅是收入的低下和物质的贫乏，更重要的是在以下五个维度遭受可行能力的被剥夺，从而陷入极端的不自由。 　　（1）政治自由维度 　　在我国，公民行使政治权利需要以户籍登记作为身份依据，这就决定了公民只能在户籍登记地享受宪法规定的种种基本权利。由于我国实行严格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生活，户籍并不随其迁入城市，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种种权益和保障也无法带入城市，因此农民工既不能在暂住城市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不可能特地为此返回户籍地参加选举，常常游离在政治权利和社会管理的边缘地带，成为自由和权利的局外人。 　　（2）经济条件维度 　　经济条件指个人享有的为了消费、生产、交换的目的而运用其经济资源的机会。森认为，人们可资运用的经济资源包括劳动力、知识、技能等，而市场机制则为这些资源的自由组合提供了机会。目前，我国市场机制尚不完善，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市场中，对农民工的歧视和排斥现象突出。例如，就业政策对农民工的剥夺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直接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数量、职业和工种进行限制；二是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收费制度；三是对城市居民和下岗职工就业和再就业的特殊的优惠与保护政策。前两种是对进城农民工的直接歧视，后一种则是一种变相的更为隐蔽的间接性排斥。不同形式的就业歧视限制着农民工的就业领域，使其在就业成本增加、就业风险加大的情况下，就业空间和选择范围也大为缩小，从而就业地位和执业素质进一步趋于低下。 　　（3）社会机会维度 　　社会机会指的是在教育和医疗保健等方面所作的各种安排，它影响着个人可行能力的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