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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同情心合作广义效用论视角 　　【内容摘要】合作是人类社会构成和存在的深层基础，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基石。然而，合作行为很容易被其他自利的个体所利用，广泛存在的合作行为缺少有力的经济学论证。本文在坚持人性自利假设基础上，引入斯密的“同情心”，以广义效用论为分析工具，对人类合作行为做简要解释。 　　【关 键 词】合作；同情心；广义效用。 　　【作者简介】牛高英，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专业2007级博士研究生，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助教，研究方向：行为经济学。 　　合作现象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促进了新特征的产生，被认为是除变异和自然选择之外，生物演化的第三大原动力。对于人类，合作是社会构成和存在的深层基础，是文明的基石。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合作在早期原始人社会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包括合作采集、捕猎、共同抵御野兽等，合作也促进了脑容量的提升和智力的发展；在近现代社会，合作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然而，个体自利是经济学的奠基假设，如此，合作很容易被其他个体所利用，普遍存在的合作行为缺少有力的经济学论证。本文在坚持人是自利的假设的基础上，引入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关于“同情心”的观点，以广义效用论为分析工具，对人类合作行为做一个初步的解释。 　　一、合作的概念以及与竞争的关系 　　何为“合作”？经济学至今缺乏明确的定义。仅从字义上讲，“合”是多个主体聚在一起，“作”是操作，因此，合作指多个主体互相配合共同完成某项任务。本文认为合作是指主体之间以自身利益为目标而进行的一种互利性的经济行为。合作的核心是“互补性”，表现是行为的互利。面对严酷的环境，人类有限的生育能力显然不能弥补由于独自生存所极易导致的人口数量上的损失。故推论的结果是，人类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后就会被“消灭”了。但人类却成功地生存了下来，其原因就在于人类的合作。合作能够增大抵抗外来侵犯的力量，改进了生存的适应性。合作更能提高效率，斯密的著名的“制针厂”的例子以及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理论等，可以作为此入木三分的论证。 　　与合作相对的竞争，其核心是“替代性”，表现是行为的自利。合作与竞争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对维系人类社会，缺一不可。只崇尚自利而不知合作的人是机会主义者，不会取得信任，最终将被淘汰；只知互利不懂得计算容易被他人利用，不利于自身发展。自然的演进使自利与互利两种品质从我们祖先那里平衡地发展。自利是人类的天性，但是努力平衡自利也是人类的天性，在斯密看来这种天性就是“同情心”。另外，本文所定义的合作与斯密等人所说得分工是有区别的，分工隶属于合作。分工是许多人按不同技能或社会要求，在同一时间内从事互不相同的劳动；而合作还包括许多人在同一时间内从事相同的劳动，比如企业内可能存在成千上万从事相同工种的工人之间复杂紧密的合作。 　　二、亚当·斯密的“同情心” 　　《道德情操论》先后修订六次，斯密重视程度绝不逊于《国富论》。本书的基本问题：什么抑制了人类天性中的自利，从而提供了稳定的合作秩序？答案就是“同情心”。 　　在斯密看来，人类自利的天性与平衡自利的天性——同情心，是平行发展的。所谓同情心（Sympathy）指行为主体能够对他人的遭遇感同身受，能对他人的喜怒哀乐有着即时的身心反应的能力。也就是说：“同情心与其说是看到他人的激情而产生的，不如说是看到激发这种激情的情境而产生的”“旁观者的同情心必定完全产生于这样一种想象，即自己处于他人的上述境地而又能用健全的理智和判断力去思考，自己会是什么感觉。”[1]所以，同情心是一个模仿的过程，它是主体重构在相同境遇下会有的感受并在内心重建会感受到的情感的过程，它使得主体能够被他人的快乐和痛苦所感染，并在感情上彼此分享认识和理解。 　　但是，从李嘉图[2]时代起，就放弃了斯密的观点，而采取了单一人性的假设。因为这个假设非常适合于将社会理论精制化，赋予其科学的形式。然而科学的进步虽然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但是也为其带来了负面影响。因为科学“把一切事物看成仅仅有待加工的原料，目的不重要，只崇尚方法的巧妙”[3]。这样，自利人性的片面的假设最终被囚徒困境的纳什均衡拖入泥潭，其不合理的一面在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中被彻底无遗地暴露出来了。故而，本文主张回到经济学的始祖亚当·斯密，以寻回“失落的人性”。 　　三、含有“同情心”的合作 　　经济学假设人类的行为总是追求既定偏好下自身效用最大化，其中效用是行为主体实现自身偏好所感受到的一种心理状态。只要偏好满足完备性、反身性、传递性和连续性的假定，就可以做出标准的经济学分析。 　　但是，一方面，传统经济学把效用限制在纯粹的物质领域，其他因素全部作为“外生变量”给定。这是因为“人们永远不可能拥有直接度量人类心灵的感觉的工具，因为我们必须估计它们相应的数量，而这又只能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