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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关系取向从金婚和北京青年看中国传统价值观变迁 　　【摘 要】文化价值观是跨文化交际中的核心问题。经济的发展引发中国人价值观的变化显而易见。传统价值观面临挑战，对价值观的变迁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依据Kluckhohn价值取向中的关系取向理论，借助《金婚》和《北京青年》两部贴近生活的电视剧，探讨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变迁。 　　【关键词】Kluckhohn价值取向理论；关系取向；价值观；变迁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是一个民族文化中最深层的部分，具传承性、稳定性。但由于文化是动态的，所以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人的价值观。《金婚》（以下简称《金》）和《北京青年》（以下简称《北》）是两部非常贴近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电视剧。《金》真实地再现了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新世纪初家国50年的变化历程，这生动地展现出中国人价值观的演变与发展。《北》向我们展示了当今中国“主力军”“80、90后”两代人的生活理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及行为准则等，这都给本文的文化价值观研究提供了素材。本文以关系取向为基础，通过《金》和《北》，分析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微妙变化。 　　一、关系取向 　　1961年，美国人类学家Kluckhohn Strodtbeck在《价值取向的变奏》一书中提出了五种价值取向模式，即人性取向、自身与外部环境关系的取向、活动取向、时间取向、和关系取向。他们指出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在这五大问题上观念迥异，而这些不同的观念则显著地影响了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态度、行为。其中，Kluckhohn Strodtbeck认为人类在处理人与他人的关系时存在三种取向，即个体主义、群体主义和等级制取向。个体主义取向以个人自治为特征，个人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独立个体。在这种取向下，个人的目标与目的优于群体的目标与目的。群体主义取向认为个人是群体的一员，注重人们的群体成员身份而不是具体的人。等级制取向则偏重不同的层次等级。 　　二、基于关系取向理论的两部剧中价值观的变迁分析 　　依据Kluckhohn的关系取向，通过对《金》和《北》剧情分析，剧中反映出中国人关系取向的微妙变化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自我意识的突显――从重集体利益到追求自我 　　中国人习惯把自己看成是群体的一员，个人应尽量合群，而不应特立独行。因此，中国文化属于Kluckhohn理论中典型的群体主义。《金》中佟志要求去三线时，一方面考虑自己是个技术员，不去就永远无提升空间，厂里的人会对自己持什么的态度。传统中国人对自我的看法更多是放到集体中去讨论，认为个体是群体的一员，个人离开群体很难生存。“50，60后”受国家上山下乡政策影响，人们积极投入各种祖国建设，集体运动。另一方面，现在正值祖国发展时期，三线既然需要我，我就应该去。在Kluckhohn这一取向中，西方人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首先为自己负责，其次考虑国家、集体的利益。这和佟志代表的群体主义价值观是背道，传统中国文化认为，群体的目标优于个人，当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应牺牲自己的利益保全群体的利益。《北》的片尾曲《存在》则表达了当代“80，90后”的心声，“是否找个理由，随波逐流，或是勇敢前行挣脱牢笼”。从歌词可看出，现代中国人已不完全注重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更想追求自我、个体的表现和突破。改革开放后，“80，90后”一代享受丰裕生活，但也出现了如住房，就业等新的压力，青年开始对个体不满足，渴求和追求梦想。就像这首歌的作词及主唱汪峰说的，“当存在一个时代成为了某种困惑，当存在对于众人成为一种思索时，我们确实应该用一种声音、一种力量、一种发自心底的释放与呼喊来探寻和见证它！” 　　（二）对婚姻态度的变化――从父母包办到婚姻自由 　　对于大多中国人而言，婚姻并非一个人的事情，它牵动诸如荣誉、责任和道德等因素。《金》中大庄迫于社会舆论和道德压力，娶了童养媳。传统中国夫妇较少将个人利益置于最核心的位置，他们生活的重心是家庭这个小集体。受群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传统的中国人重家族、血亲，认为自己的任何行为都会给家人带来直接影响。大庄对童养媳的接受，主要担心自己的家人受别人指点。在传统社会里，婚姻被认为是可利用资源，家长包办子女婚姻，希望通过婚姻这条纽带加强合作，以最大限度的巩固政权，维护等级制度。《北》中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婚姻观，何东因在结婚前突然发现自己对婚姻和人生的迷茫而选择逃婚。他不是顾及亲戚朋友会怎么看自己，而是开始探索婚姻的意义，这直接打破了传统观念。《金》中父子探讨对婚姻的态度时，佟思博说：“我宁愿做头快乐的猪而不是痛苦的哲学家。”可以看出，婚姻对“80、90后”而言，追求个人的快乐和幸福才是最重要的。就像Kluckhohn所倡导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如果你和别人是一样的，那上帝没有必要造你。虽然我们看到了自我的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