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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煤矿资源利益博弈和策略选择 　　[摘要]煤矿资源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煤矿产权制度不科学会形成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煤企之间、煤企之间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造成官商一体的政治生态和煤矿开采的不当行为。煤矿开采的不当行为又会产生危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地质灾害、贫富分化、社会冲突等资源诅咒，导致资源型地区陷入难以自拔的治理困境，需要通过产权改革为实现外部效应内部化提供动力。本文运用博弈论分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煤企之间的相互博弈及其策略选择空间，探索有利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策略选择途径。 　　[关键词]利益博弈；“资源诅咒”；策略选择；产权改革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5）02-0078-06 　　煤矿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但不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煤矿资源能否推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关键在于矿产资源的开采和利用方式（既资源的产权模式），产权模式对实现地方经济社会的良好治理至关重要。产权既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学问题，对实现农村基层社会的良好治理非常重要，正如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W. W.罗斯特所说：“（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因素）相互作用并与经济变化交织在一起，推动社会从特定形式的传统社会转向特定形式的增长社会。”[1]山西是中国煤炭蕴藏量最大的省份，煤炭产量和调出量分别占全国的25%和33.3%，山西在煤炭的开发和利用方面，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2]而且，山西全省有2/3县的财政收入依托煤矿工业的发展，其地方经济社会尤其是农村发展与煤矿资源的占有、使用和分配密切相关，山西农民纯收入的1/6来源于煤矿的生产与经营。然而，由于长期的掠夺式开采和粗放式经营，造成了地质灾害、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土地下陷、矿难频发、资源浪费等“资源诅咒”，严重影响了资源赋存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煤矿产权先后经历了多次改革，每一次改革都在农村集体资产处置、资源管理和收益分配、村矿村企关系、村内权力系统运作、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引发大量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而且新旧矛盾纠缠、连接、聚合并不断激化，严重影响着矿区乡村的稳定与发展。我国煤矿产权改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国家、地方和企业博弈的过程，主要关注经济效益、资源浪费、生产安全和利益分配等问题，不关注甚至忽视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忽视了矿区农村和农民最基本的生存、生产和生活等问题，结果造成了矿区农民负担的加重和乡村治理危机的加剧，最终为社会灾难和自然灾害的泛滥埋下了隐患，也为社会灾难和自然灾害的泛滥提供了条件。目前，关于煤矿产权的研究多从市场化和制度化视角进行，而很少从农村和农民的视角进行研究。本文从资源型农村和农民利益出发，系统研究产权制度不科学条件下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行为选择，深入分析不合理的博弈行为选择必然导致的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方式和社会治理瘫痪的后果，以及治理瘫痪背景下的地方政府策略选择，探索资源产权制度与乡村治理的关联度，进而为全国资源型乡村治理提供借鉴。 　　一、官商一体：产权制度不科学造成的政治生态 　　资源产权反映的不仅是人与资源的关系及其从中获得一定收益的权利。也是人们占有、使用某种稀缺资源的规则以及由此建立的权、责、利关系。[3]产权制度是通过一定的产权关系和产权规则的结合实现对稀缺资源的合理使用和有效配置的制度安排，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维持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4]而损害公共利益的非规则博弈，形成稀缺资源使用的利益争夺。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地方政府对煤矿资源的垄断造成了煤商对地方政府很强的依赖性，最终形成官商一体的政治生态。 　　1.地方与中央博弈中的地方利益选择 　　公共资源会因其排他性的所有权很容易造成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枯竭。亚里士多德认为，“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5]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在一个信奉公地自由使用的社会里，每个人追求他自己的最佳利益，毁灭的是所有的人趋之若鹜的目的地。”[6]我国煤矿资源属于国有，由全国人大委托国务院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所有权。在这种产权结构中，所有权主体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以国有形式存在的国家共同体，全国人民作为共同体成员都是所有权的构成部分，却没有分享所有权收益的机制保障，最终造成国家所有权虚置和企业追求自身利益不为国有资源负责的“公地悲剧”。 　　我同资源管理采取委托――代理和分级管理方式，由国务院委托资源管理部行使资源管理权和开发权，资源管理部又委托各级地方政府行使勘探权和开采权，各级地方政府再委托部门行使审批权与监管权。这种层层委托的关系，会因中央和地方目标不同形成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