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系统管理概念原则目标和应用.docVIP

基于生态系统管理概念原则目标和应用 　　DOI:10.3969/j.issn.1004-6755.2014.06.019 　　 　　 　　20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的激增，人类对土地、能源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的需求呈指数式增长，全球规模的生态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自然资源管理迫切需要一种整体的、具有前瞻性和以科学为基础的新的管理理念[1-5]。为解决全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联合国和各种政府联盟（UNEP、OCECD、WMO、IPCC、UNCD、WPC等）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WWF、FOE、HED、WRI、IUCN等）组织实施了诸如世界气候计划（WCP）、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国际生物圈计划（IBP）、人与生物圈计划（MAB）、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地球环境检测系统（GEMS）等一系列全球或区域规模的环境对策研究计划，并且就一些全球规模的环境问题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政府间对话和政治协商，这些全球（或区域）规模的环境研究计划，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生态学家们的广泛响应和参与，他们积极倡导用生态系统的原理和方法来管理自然环境和资源，人类的福祉依赖于健康的生态系统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 EBM）也应运而生[4-6]。 　　 1 EBM研究的历史回顾 　　 1.1 基础理论积累阶段（1932-1988） 　　 尽管EBM管理理论是应对近几十年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而产生的，但是早在19世纪30年代一些空想生态学家（Visionary Ecologists）已经预见性地提出了现代生态学的诸多问题，但是这一时期的实践并未取得很好的效果[7]。根据Grumbine的研究，EBM基础理论的积累应该以1932年美国生态学会植物与动物委员会提出的“自然庇护所计划”（Nature Sanctuary Plan）为起点。该计划将生态系统保护与关键物种保护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将生态系统扰动（Ecological Fluctuation）作为管理目标，并提出了“核心区+缓冲区”的自然保护区设计方法，以及重视利益相关者合作和公众意识教育的观点，在1950年该委员会又列出了美国和加拿大范围内自然庇护所的初步名录以推进该计划的实施[8-9]。1935年Wright Thompson经过多年观察提出：由于边界和面积大小限制，美国黄石国家公园不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他们为黄石国家公园重新划界做了积极的努力，但是这项工作由于Wright的早逝而中断(Grumbine，1994)[7]。 　　 Aldo Leopold通过1949年出版的《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阐述了“土地伦理”的思想，Leopold认为，土地伦理将人类与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概括称为土地）一起纳入到生物共同体的范围中，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征服者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10]，这一著作及其表达出的思想被环境史学家认为是生态学时代到来的标志[11]。 　　 1970年美国政策分析家Caldwell提出公共土地管理政策的制定应该对现行的政治框架进行改革，应该把生态系统作为土地管理政策制定的依据[12]。1971年人与生物圈计划（MAB）启动，极大地推动了保护生态学的发展[6]。1979年，Craighead通过12年的大灰熊种群生态学研究为生态系统管理的定界问题奠定了一个基本标准：生态系统的面积必须能够满足维持该生态系统内最大的食肉动物栖息地的要求[13]，随后这一主张在Newmark对北美西部各种公园和保护区的划界研究中得到了实践应用[14]。 　　 进入80年代，用生态系统的理论和方法管理土地的思想得到了许多科学家、自然资源经营者和政府管理者的支持，大量关于生态系统管理的论文出现，极大地促进了EBM基础理论的发展。在1988年出版的《公园和荒地生态系统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 of parks and wilderness）标志着生态系统管理的基础理论基本成熟。该书提出了生态系统管理的理论框架，讨论了生态系统管理要有适当的边界划定、明确的管理目标、强调管理机构间的合作、管理效果的监测以及政府决策层的参与等问题。他们强调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对生态系统过程的参与对生态系统管理至关重要，管理者和科学家在开展生态系统管理时必须将复杂的人类社会因素考虑在内[15]。 　　 1.2 完善与应用阶段（1988-2013） 　　 在Agee和Johnson的著作问世以后，有大量讨论生态系统管理概念的论文涌现出来。1991年美国科学发展协会（AAAC）年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