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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糊一致偏好关系农村金融普惠水平测度研究 　　摘 要：本文从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服务产品、服务效率、服务方式等四个核心维度方面，构建了农村金融普惠水平的测度体系，并利用模糊一致偏好关系法求出了各指标权重。研究结果显示，金融机构网点数、从业人员数、人均贷款额和有效账户数能较好体现农村金融普惠水平。最后，本文从机构布局、人员配置、贷款扶持、金融创新等方面提出了提升农村金融普惠水平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普惠金融；测度；模糊一致偏好关系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5）10-0019-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5.10.04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普惠金融的概念由联合国于2005年正式提出，但其核心理念可追溯到15世纪罗马设立的当铺。由20世纪70年代的小额信贷过渡到90年代的微型金融，再到21世纪互联网金融，一个平等、开放、便利的普惠金融体系正逐步形成。一般地，在经济欠发达的阶段，金融仅能为少数富人服务，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等贫困地区弱势群体的资金实力也逐渐增强，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普惠金融成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将普惠金融写入党的决议，表明了我国推动金融改革的决心，也为发展普惠金融明确了方向。“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是我国现阶段特有的客观实际，它关乎社会稳定、国富民强。截至2014年末，我国农村常住人口6.74亿，占总人口数的49.5%。因此，为农村人口提供金融服务是发展普惠金融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要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民增收，就应该建立一个完善的农村普惠型金融体系[1]。然而，大多数金融机构出于交易成本高、风险系数大等原因。对农村金融产生排斥，即使表面倡导“普惠”，实际上也是出于社会责任而迫不得已为之。因此，研究农村金融普惠程度进而分析提升对策对推动普惠金融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国内对农村金融普惠的研究较多。杨伟坤、赵惠娟（2013）认为，我国农村存在金融网点覆盖率低、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构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是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有效途径[2]。李明贤、罗荷花（2013）从金融机构支农条件、支农过程和支农效果三个方面构建了普惠制农村金融机构支农能力指标体系[3]。孟飞（2 　　009）认为，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金融服务的有效支持，应将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纳入金融监管目标[4]。李润平、刘兰勇（2012）指出，只有将微型金融的内生优势与商业银行和国家政策的外生优势联合起来，才能构建普惠金融体系，破解农村金融排斥问题[5]。李明贤、叶慧敏（2010）认为贷款技术再造可以解决农民融资难题，从而促进农村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6]。在农村金融普惠水平的测度方面，徐敏（2012）利用万人金融机构网点数等5项指标构建了金融普惠性指数，对新疆83个县的农村金融普惠水平进行了计算排序[7]。孙?G、李凌云（2011）构建了农村金融覆盖面的层次分析模型，并对各指标因素进行了权重排序，指出存、贷、汇、保等不同金融服务对农村金融普惠的影响存在差异[8]。高沛星、王修华（2011）建立了农村金融普惠的四指标体系，用变异系数法求出了各指标的重要性程度，定量分析了各省份农村金融普惠水平的差异[9]。这些文献对农村普惠金融的研究提供了借鉴与帮助，但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农村金融普惠水平的测评体系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指标数量少至三四个，多达十多个，指标的选取有的不够全面，有的则重复；二是在测评方法上，以层次分析法和统计分析方法为主，没能考虑到专家对各项指标打分时的主观性和模糊性；三是未能基于测评结果并站在商业银行的角度提出提升农村金融普惠水平的对策建议。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三个方面作进一步研究。一是综合前述文献的指标内容，从普惠金融的核心维度入手构建较为完整的农村金融普惠测评体系；二是充分考虑专家打分法的模糊性，尝试用模糊一致偏好关系方法对普惠水平进行测度；三是从测评结果入手，站在商业银行的角度分析并提出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对策建议。 　　二、构建农村金融普惠水平测度体系 　　（一）普惠金融的内涵 　　普惠金融指金融体系能够可持续地为一国弱势人群、弱势产业和弱势地区提供方便快捷、价格合理的基础金融服务[10]。“普”可理解为普遍，“惠”即为实惠、便利。在中国，农村人口占据大多数，因而一般所谓的普惠金融是针对农村而言的。普惠金融包含四个核心维度：一是服务对象上，主要针对农民大众和少数城市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农业、中小微型等弱势产业，交通不便的弱势地区，即平时所说的农民、农业、农村“三农”范畴；二是服务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