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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设计研究可为与不可为 　　[摘 要] 当前，在教育技术学领域，基于设计的研究（DBR）正在悄然兴起，关于DBR的学术论文日趋增多，大都出自学科专家之笔，且发表于核心期刊，足以证明教育技术界同仁对DBR的重视。但研究的量并不代表研究的质，我们对DBR既应充分重视，也应深入思考，谨慎使用，明确当前DBR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知其优势与不足，明其可为与不可为，这对教育技术研究者理性地选择研究范式和方法并进行科学的研究是非常有益的。 　　[关键词] 基于设计的研究； 教育技术； 研究方法论； 教学干预 　　[中图分类号] G40-057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吴琼（1967―），女，湖北襄樊人。小学高级教师（副高级），研究生学历，主要从事教育管理与基础教育应用研究。E-mail:Joan_ng@163.com。 　　一、引 言 　　基于设计的研究 （Design-Based Research，简称DBR），又称设计研究（Design Research，简称DR），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学界普遍认同DBR诞生于1992年Ann Brown和Allan Collins提出的“设计实验”（Design Experimentation）。1992年，Collins在其论文《走向教育的设计科学》中首次使用了“设计实验”这个术语，[1]同年，Brown在《学习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设计实验：创建复杂性干预措施中的理论与方法论所面临的挑战》一文，描述了她所进行的“促进学习者共同体”项目。[2]但Brown和Collins 1992年的相关论述在20世纪末并未得到积极的响应，随后的几年中，涉及“设计实验”的研究比较少。近年来，随着学习的科学方法成为研究的焦点，DBR在本世纪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 2003年，基于设计的研究小组（Design-Based Research Collective，简称DBRC）为了避免同“实验设计”、 “设计者研究”、“实验教学”等术语混淆，选择使用了“基于设计的研究”这一称谓，[3]随后，欧美一些有影响的教育刊物陆续专题刊登DBR的相关研究成果。① 　　国内对DBR的研究起步较晚，DBR正式进入公众视野是2005年在首届全国教育技术博士论坛上，焦建利的撰文――《基于设计的研究：从理论到教育实践》。[4]虽然起步晚，但DBR在国内的发展非常迅速，2006年之后，学术期刊上关于DBR的研究论文日益增多，成雨后春笋之势。其中，2007年11月，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教育设计研究（EDR）国际高级研修班”对于推进DBR在国内的交流与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当前DBR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伴随着DBR 研究的蓬勃之势，我们发现，关于DBR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和需要我们理性思考的问题。 　　1.当前DBR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不平衡 　　DBR自身最值得自豪的应该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目的性，研究者们普遍认为DBR之所以深受欢迎就在于它很好地结合了设计和研究，很好地兼顾了技术与理论。[5]然而，理论与应用如何平衡的问题也一直困扰着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DBR的进一步发展。从文献考察来看，目前DBR的研究中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也是不平衡的，理论研究较多，多涉及DBR的定义、理论归属、特征、实施过程等方面，尤以DBR与其他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的对比研究为多，包括与实验研究、行动研究、评价研究的异同[6][7]等。相形之下，应用研究却比较欠缺，能被大家记住的依然是那几个被反复引证的案例：从早期Brown的FCL（培育学习者共同体）到美国Vanderbilt大学认知与技术小组（Cognition and Technology Group at Vanderbilt, CTGV）的一系列研究，[8][9]Dede等人的“River City”项目，[10]Barab的Quest Atlantis[11]等，这一现象与DBR根植于真实情境之中，寻求理论与实践双重发展的理念是很不相符的。而且，这个问题在我国国内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然，这可能与DBR引入我国的时间还比较短有关。 　　（2）理论研究尚不系统 　　Collins 等人2004年对DBR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12]形成了一个包括“基于设计的研究”总目标、经典案例、实施指南及其在总结性评价中如何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教育革新进行评价等四个部分在内的理论框架，[13]但从总体上来看，DBR的理论研究还很不系统，缺乏有说服力的成体系理论。从国内的研究来看，虽然DBR的理论争辩很多，也有一些专门论述DBR的硕士、博士论文（王美，2007；杨南昌，2008），但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