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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约束中农民增收问题分析 　　摘要:农民增收是三农问题的中心环节。文章通过分析阻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包括制度、资源及经济环境等因素,得出通过调整和改变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统筹城乡发展,农民收入才能实现持续增长。 　　关键词:农民收入;制度;资源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09)10-0040-01 　　 　　1农民增收的约束因素 　　 　　1.1制约农民增收的制度因素 　　土地是农民所支配的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存保障,但各种政策和侵权行为限制了农民对农地的合法利用。由于农地产权规则不完善,权利的可分解性受到限制,农地使用权难以成为可自由交易的商品,使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机制难以健康发育,土地难以得到有效率的使用。在土地被征用后,土地升值带来的收益也大多被转移到房地产商人、政府官员等手中,农民失去了生活的来源、职业的依托,农民增收失去了载体。 　　二元经济结构是阻碍人口流动的经济制度基础,户籍制度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制度。使多数农村劳动力难以顺利在城市定居、就业,大大降低了他们在城市获取稳定收入流的能力。城市往往欢迎作为“劳动力”的农民工,但排斥作为“新居民”的进城者,户籍制度也是就业政策、保障体制、社会服务供给方面对农村劳动力的歧视性对待的基础。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国家上收财权,县乡普遍财源不足。上收财力的同时,事权却下划,使县乡政府的支出责任和收入资源不对称,再加上基层政府机构和人员膨胀的加剧,使农民的各种负担难以降低。 　　1.2资源的数量、质量的缺陷与经济环境的变化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长期不足,使农民人力资本的质量不高也成为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1999年,全国农村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例仅有11.35%,有46.05%的人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有33.65%的人仅仅小学毕业,有9%的人是文盲和半文盲。中国农村地区的教育回报是,在校时间每增加一年,收入增长3.5%～5.5%。教育还会影响农民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的能力,影响农民适应和捕捉新的市场机会的能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在农业活动应用的技术越来越复杂,上学的回报将会增加,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农村劳动力中,有近三分之一是剩余劳动力。如果能进入城市工作,能够比农村获得更高的报酬。由于城市政府各种限制性政策,进城工作的农民数量远未达到潜在的水平。城市的民工在城市处境艰辛,就业缺乏稳定性,工作范围和活动空间受到限制,往往不能获得基本的权利和福利待遇。 　　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拥有的金融资本数量、品种明显不足,金融投资工具基本与农民无缘。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政府对金融业的管制不断强化,许多金融机构开始陆续撤离农村,留下来的如农信社、邮政储蓄等也主要在农村吸储而将多数资金回流城镇。据估计,目前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每年从农村要抽走3000亿到4000亿元资金,已然形成资金从农村净流出的趋势。由于缺乏正规金融机构的参与和运作,农村成为非正规金融的集中地。许多农民借高利贷用于生活支出,往往由此陷入贫穷的恶性循环。 　　1990年代中期以来,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不断上升,2001年达到67.2%。但由于城市政府对外来务工者的限制政策而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乡企亦不景气。农产品收入虽在近年来获得恢复性增长,但从长期来看缺乏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2001年全国贷款余额达11.2万亿元,农业贷款额为5700亿元,只占贷款总数的5.1%,所有涉及三农的贷款也仅占17%。 　　乡镇企业对于农民增收曾经发挥了很大作用。1985～1992年,中国乡镇企业总产值净增长5.59倍,其中工业产值净增长6.46倍,“八五”期间每年可增加就业460万人左右。但是在进入“九五”以后,乡镇企业吸纳能力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003年底,中国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为1.3亿,只相当于1995年的水平。乡镇企业发展速度放缓,解决就业能力下降,乡镇企业已难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因。 　　为了保障和提高市民的就业水平,城市政府限制农民工进城工作的权利和范围,使农民在城市的经济活动面临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使进城农民工的就业、子女教育等活动缺乏政府的服务,在居住、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遇到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制约了城市化对农民增收的作用。 　　当前中国农产品的供给总量已经能够满足需求,在农业增长面临日益强化的市场约束形势下,农产品总量扩张很难为农民创造更多的收入来源。农产品需求增速减缓,农产品价格曾在较长时期内持续走低。粮食、油料和棉花价格已接近、甚至超过国际市场价格。近年来,农产品价格虽有较大幅度回升,但从长期而言,农产品价格提高的余地并不大。 　　 　　2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农民增收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