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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间生育协议面临法律问题及对策 　　摘 要：生育权纠纷与生育协议的效力问题目前仍有争议，各地法院对生育协议的态度也大相径庭。局限在法律之债的范畴内探讨生育协议的效力，不论有效说还是无效说都将陷入于法无据或执行窘境。生育协议不能依据《合同法》产生合同之债，也不能依《婚姻法》产生与有名身份协议相同的法律之债，生育协议所生之债只能是自然之债。基于家事领域司法谦抑性的考虑，法院应当将因生育协议引发的纠纷排除在受案和审理范围之外。 　　关键词：生育权；生育协议；自然之债；无名身份协议 　　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以协议的方式明确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由此也给审判实践创造了越来越多的难题。所谓夫妻生育协议，是指婚姻存续期间对夫妻生育的权利义务以及违约后果进行的约定，涉及人身和情感方面两方面因素。关于生育协议的效力问题至今没有定论，司法实务界也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各地法院同案不同判现象显著。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生育问题的民事纠纷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司法实务之中，通常包括生育侵权损害赔偿和生育协议纠纷。生育协议包括夫妻间生育协议与非夫妻间生育协议、政府与公民签订的计划生育协议，在此我们只讨论第一种。实务中存在以下几种类型：①仅基于生育协议提起诉讼，请求确认生育协议效力或承担违约责任。②在离婚诉讼中附带提起生育协议诉讼。③生育协议履行后又反悔，请求返还。审判实践中，常用的有三种处理方法。一种是以于法无据，不属于受案范围为由不予受理或驳回诉讼请求。一种是以协议无效为由驳回诉讼请求。还有一种是无论当事人是否请求，均判令将已给付部分返还。要解决夫妻生育协议之债的问题，首先要对生育权进行定性。 　　二、生育权的基本内涵 　　生育协议是在当事人行使生育权的过程中签订的，因此讨论生育协议，不可避免地要提到生育权。我国法律对生育权没有明确界定，因此与生育权的有关的争议有许多，与生育协议有关的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生育权是夫妻双方均可单独享有的固有权利 　　生育权具有双向性。生育权的客体是“夫妻共同的生育行为”，与附着在其上的权利已经无法分割，所以法律只能用共有制度来处理夫妻间生育关系[1]。在这种权利形态中，权利主体是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两人，客体是共同生育行为，内容是共有人通过共同生育行为实现自身的生育利益。所以共有是夫妻联合行使生育权的形式，但不是一种特殊的权利所有形式。 　　生育权还具有相对独立性。夫妻双方除共同享有生育权以外，也可在法律范围内独立行使生育权。妇女的生育权首先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得到确定，随后出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将生育权主体扩大到全体公民。由此，男性的生育权也得到了肯定[2]。故将生育权定义为“个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主决定生育或不生育的权利[3]”能够更加完整地解释其内涵。 　　（二）生育权是一项可支配的私法权利 　　明确生育权的性质对确定生育协议的效力意义重大。如果生育权是一项属于公民个人的私法权利，则个人有权通过订立协议的形式对其进行处分。如果生育权只是一项基本人权或仅得向国家主张的权利，那么就不具备私法上的可处分性，一方不具有针对相对方的诉权。就其性质，存在两种学说： 　　“私法权利说”又可具体分为人格权与身份权之争。通说认为生育权的本质是生育活动决定权，体现的是人可以自由决定生育与否的意志自由。而这种决定完全独立于夫妻身份关系。婚姻关系的确立对公民个人的生育权只是加以了一定的限制，但生育权的人格属性并未因婚姻而改变。生育权只是在夫妻关系领域具有了一定身份法上的意义。所以生育权是一项人格权而非身份权。 　　“公法权利说”又可分为“人权说”和“对抗国家权利说”，以朱晓?础⑿旄瘴?代表的学者认为生育权是一项国际基本人权[4]。以陈信勇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生育权是一项与用以对抗计划生育的公法权利[5]，不得向他人主张。认为规定生育权的法律均属于公法，且从条文上来看也是与计划生育义务相对而言，故不可将其视为私法权利。 　　笔者认为，生育权既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一项私法上的人格权。《妇女权益保障法》条文规定的妇女“有不生育的自由”，足以用来对抗任何人对其提出的强令生育的要求。《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公民有生育的权利”的规定，也足以认定夫妻双方均享有独立的生育权。尽管民事法律对生育权只字未提，但这是立法的滞后性导致的，不能作为生育权不是私法权利的理由。由于生育权是一项私法权利，故可以通过当事人自己支配。由此签订的生育协议并非无效，而是一种有效的身份协议。 　　三、生育协议的定位及其效力 　　有关生育协议的司法案例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围绕生育协议的性质和效力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 　　（一）生育协议的内容 　　所谓夫妻生育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