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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知识治理现实审视与理性实践 　　收稿日期：2017-07-19 　　作者简介：黄文武，长江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徐红，长江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戴雨婷，长江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北荆州/434023） 　　*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重点项目“社会转型背景下高校教师角色适应研究”（14D317）的成果之一。 　　摘要：知识生产模式经历着从模式1到模式2再到模式3的转型过程，知识的分立性、异质性特征及知识势差的存在促使大学进行知识治理，将自身知识活动与政府、企业、市场等知识生产主体的知识活动联合起来，实现知识共享与整合。大学知识治理包括“对知识进行治理”和“用知识进行治理”两个方面。通过交互创新平台的建构、运行与保障机制的建立及共治文化的营造实现大学知识创新发展。 　　关键词：知识生产模式；知识治理；知识分立性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生产模式经历着从模式1到模式2再到模式3的转型过程，大学不再是知识生产的单一主体，政府、市场及企业、公众及公民社会都成为知识生产相关主体，形成“大学-政府-市场及企业-公众及公民社会”的“四重螺旋”知识生产创新系统。大学必须通过知识治理有效联合各主体间的知识活动，通过外部知识的获取及内部知识的整合实现知识创新发展。 　　一、知识生产模式由模式1到模式3 的转型 　　（一）从模式1到模式2 　　自洪堡以“?W术自由、教学与研究统一”思想创办柏林大学以来，科学研究被纳入大学体系，大学形成教育与科研相结合的功能。以大学为中心的知识生产表现为一种自容性活动，大学教学和科研共同为追求永恒真理而服务。学界一般将这种“第一次学术革命”下的知识生产模式称之为“洪堡模式”或“模式1”，模式1下的知识生产方式强调“为知识而知识”的理念，知识生产遵循严格的组织规则和学科范式。大学是唯一的知识生产者，并与市场、企业等社会部门划分出一条明显的分界线。 　　随着知识社会的发展，知识生产从大学蔓延出来并越过组织边界，打破了“以大学为中心”的藩篱。传统的以理论为尊、学科内部驱动、以大学为核心的知识生产模式即模式1正在被新的知识生产模式2所取代。[1]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价值与作用愈发凸显，知识生产成为由大学、政府、企业等多种因素、多元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市场、企业对大学科研成果转移和商业化抱有强烈的需求，各主体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大学知识生产的引导和干预。同时，政府和企业为了充分掌握知识的实用价值纷纷设立研究所、实验室进行知识生产，这就进一步打破大学知识生产的垄断性，迫使大学走出象牙塔并围绕知识生产与政府、企业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知识生产从模式1到模式2转变意味着，在学术情境中进行的以认知为目标、由兴趣驱动的知识生产转向在应用情境中进行的由任务驱动的知识生产；从知识生产参与者单纯性转向生产主体异质性与组织多样性；大学知识活动的价值评价由同行评价转向质量控制标准多样化，并且知识质量的监控由系列的标准决定，这个系列标准反映了知识生产过程扩大了的社会构成。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表明大学或许不可能在知识生产过程中遗世独立，而应积极与各知识生产主体展开广泛合作促进知识共享与整合。模式1下的知识生产呈现出“大学基础研究-相关组织应用研究-政府、企业接纳与运用”单向线性创新模式，大学处于知识生产的上游；在模式2中，大学、政府、企业之间由“三元分立”转变为非线性的链环结构，知识生产横向联合趋势更加明显。 　　?教育管理?大学知识治理的现实审视与理性实践 　　（二）从模式2到模式3 　　在模式2中，各知识生产主体的立场不同，所追求和专注的知识领域也必然有所不同，大学注重高深理论知识的探寻，而政府、市场及企业更注重知识的实用性，致力于发展技能性知识和应用性知识。知识主体间知识存量的差异导致了主体间的知识差距，也就阻碍了知识的进一步发展，这客观上要求加强各主体间知识交流与融合。同时，模式2着重大学、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却忽视了公民社会实体（公众）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公众和公民社会是知识生产的用户群体，与知识生产及运用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理应成为知识活动行为主体。 　　华盛顿大学教授伊莱亚斯?卡拉扬尼斯（Elias G.Carayannis）与坎贝尔（David F.J.Campbell）首次提出并系统论述了“知识生产模式3”及其应用性情境，模式3是对模式1和模式2的逻辑拓展，是“分形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核。“分形创新生态系统”主要是指具有多形态（Multi-modal）、多层次 （Multi-level）、多节点（multi-nodal）、多主体（multi-agent）等特质的创新生态网络。[2]模式3的核心要素是“创新网络”和“知识集群”，“强调大学、产业、政府、公众及公民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