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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供给模式与社会财富分配 2008-10-22 15:11:00 ? 一、“卢卡斯问题”与“林毅夫解” 林毅夫在一篇文章里提到，2004年，国际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卢卡斯访问中国，听说我国正在进行宏观调控，感到大惑不解。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国经济所希望达到的状态就是高增长、低通胀，中国已经做到，为什么还要搞宏观调控？ 林毅夫的回答非常经典：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存在两大失衡——经济“失衡”和社会“失衡”。 第一个“失衡”，主要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总量（投资和需求比例）和个别部门的超常增长（潮涌现象）。这个失衡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学家自己创造的——经济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我们选取了成熟经济的平均的结构作为参照。对于中国这样高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局部经济的增长（如重化工、房地产），特定资源需求扩大（如铁矿、石油），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需的。况且，即使考虑到成本的增加，固定资产的实际投资增速，要远小于名义的头增速。投资大量涌向资本密集行业，并未导致劳动密集产业资金的短缺——市场上的流动性仍大量剩余。因此，第一个“失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依据并不充分。 中国经济存在的真正问题，是林毅夫提出的第二个“失衡”：贫富差距拉大，和相应的看病难、就学难、住房难。按照林毅夫的估计，1978年，农村居民纯收入和城市可支配收入的对比关系是2.6∶1，2006年是3.3∶1，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不仅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城市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待业、失业以及退休后的低收入人群。根据社会保障部的统计，城市最富10%人的收入，占城市总财富的45%；而最穷10%的居民，只占1.4%。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的危险高度。 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失衡，主要出现在分配领域，而非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 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那么目前针对经济增长速度提出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增长速度主要同第一个“失衡”有关，而无助于解决第二个“失衡”。换言之，降低增长速度缩小不了贫富差距。解决不了分配，扩大内需也就无从谈起。 宏观调控的重心之所以偏向总产出，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宏观经济工具的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认为我国目前还是处在创造财富的阶段，“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仍是发展的主题——先把蛋糕做大，再研究怎样分。 但经济发展史表明，财富的分配模式，在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就已经决定了。随着增量财富的扩张，分配模式对经济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一旦增量财富超过一定规模，再来调整社会存量财富的分配，代价就会极其巨大。 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改朝换代，并非由于社会总财富的减少（相反，很多朝代崩溃时，都是积粮满仓，金银盈库），而是由于财富分配不均，导致社会底层的广泛绝望。历史上的各种“革命”，对生产力的破坏，也要远远超过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现在，经济学家们注意力都集中在金融、财政、顺差等“常规”经济问题上，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城市近年来急速增长的犯罪和大面积的违章。对公权力的普遍挑战，并非基层民主水平的提高，而是制度集体失控的前兆。 南美国家的发展也表明，缺乏公平财富分配的增长，早晚会产生足够大的阻力，使经济发展陷入长期停滞的泥淖。今天许多发达国家竞争力的丧失，甚至也可以追溯到原始资本积累时，初次分配没有选择正确的路径。这些国家不得不在二次分配中，通过高福利等低效率的办法，校正以前错误。 新自由主义和新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的主要差异，不在与其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而在于其选择的“最优”基准。对于新自由主义来讲，最优的宏观政策，就是社会总财富（GDP）的最大化；而对于“新社会主义”来讲，最优的宏观政策，首先应当是所有的居民福利最大化。因此，前者只关心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而后者则更关心的总收入与总分配的平衡。社会总财富的最大化，只是为实现全体居民福利最大化所需要的二阶目标函数。 中国宏观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总财富增长过快，而是增量财富分配不公。速度本身不是问题——如果分配问题得以解决，高速发展带来的是机会；反之，高速发展埋下的是危险。 对于“卢卡斯问题”，正确的“林毅夫解”是：“必须在生产要素的初次分配中，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二、社会财富的分配路径 经济增长的核心目标是社会绝大部分成员福利的改善。实现了这一目标，改革就会得到支持，反之，即使社会总财富增加，改革也会遭到反对。显然，社会总财富的增加，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 但恰恰在“生产要素的初次分配”方面，我们并没有什么很多办法。 所有人都在批评迅速拉开的贫富差距，但却很少人提出可行的社会财富分配方法。现代经济学对总供给、总需求，对财政、货币政策效果的研究已经很多了，但对总分配的研究却乏善可陈，更提供不了现成的政策工具。 基于公共财产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已经被实践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