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消遣经济.doc

PAGE PAGE 4 文化与效用极大化的方向 ——20世纪30年代一个内地村庄的生活方式及其经济学意义 曹正汉 经济史2006．2 摘要：人类效用极大化的方向至少有两个：一个方向是欲望满足的最大化，对应于西方文化里的生活态度与人生目标；另一个方向是身心痛苦的最小化，对应于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生活态度与人生目标。在费孝通早年研究的云南禄村，小地主们过着一种整天闲混的生活，他们依靠雇工种田，自己尽可能不工作。这是一条追求身心痛苦最小化的人生道路，与资本主义精神格格不入。因此，解释人类行为及社会现象的经济学理论，需要与当事人的生活态度及文化传统相契合，故具有本土特征。 关键词：效用极大化／中国文化／偏好 经济学模型有一个基本前提，假设行为者在约束条件下追求各自的效用极大化。然而，有一个事实尚未引起经济学家的重视，那就是每一个自成一体的文化体系都蕴涵着特定的价值取向，不同文化体系所蕴涵的价值取向有可能完全不一样，以至于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人们所追求的人生目标相差甚远。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在同一个文化体系中，人们的效用极大化方向是相似的；而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人们的效用极大化方向却不一样，甚至有可能正好相反。因此，经济学家运用效用极大化模型解释人类行为时，必须说明相应的文化背景，以解释行为者的偏好及效用极大化方向。否则，效用极大化模型可能只是一套形式化的逻辑框架，不能对人类行为作出具有实质内容的解释。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费孝通早年研究的一个村庄案例来说明与论证上述观点。这个村庄是云南省“禄村”，1938年至1940年费孝通曾在那里做田野调查。禄村是一个内地村庄，远离昆明，且交通不便，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浅。在费孝通到该村庄做调查之时，村民们仍然按照传统的生活方式来安排生活。因此，通过认识禄村人如何从事经济活动，如何安排他们的生活，将有助于我们在一般意义上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效用极大化方向①。 一、费孝通笔下的禄村小地主：闲混与消遣 禄村是云南省禄丰县的一个普通村庄，“禄村”是费孝通取的笔名。当时，禄村是一个土地分散占有的农业村庄，村庄的土地除公有地(如族田)之外，由为数众多的小地主们拥有。村庄内最大的地主不过有田五十余亩，小地主仅有田十余亩。费孝通最关注的是，这些小地主经营农田的方式和他们的生活态度。小地主们基本上采用“雇工自营”的方式耕作农田，田里的农活由雇佣的长工和短工干，地主自己尽可能不干农活。无论农闲农忙，这些小地主都是穿戴整齐，要么蹲在街边谈长说短晒太阳，要么到城里的庙会上、茶馆里消磨时光，偶尔也会拿一根烟管坐在田埂上看着雇工们干活。地主不干农活的原因，不是为了另找更有利可图的事情做，而是纯粹的闲混与消遣。费孝通是这样描述小地主的悠闲生活的：“以我们第一次在禄村调查时寄宿的那家房东来说罢。他家里不过有田36工田，折合起来不到14亩。他年纪刚满40，正是农作年龄中的人物。可是他穿得整整齐齐，而且时常披着长袍。晚上9时上床，明晨9时起床。逢街子，上街子；逢礼拜，做礼拜。一个多月，我没见过他到田里去照料过几次。这并不是因为他田里没有事，所以不必下田。他下沟的闲田(在秋季不种豆的田)，正该犁了，可是他自己不去，雇了邻村的一个川人替他代劳。可巧那位雇工发生了事故，不能继续工作，他连找人也懒得去，没有犁的田，泡了水，过了年再说。到明年挖田时，就得多费一倍以上的劳力。说他是例外罢，也许不错，因为他和其他稍有农田的人一比，已经可算是有数的勤俭人物了。烟已戒绝，不常赌博，而且还是基督教勉励会的会员，常去做礼拜。不如他的人多呢……以禄村的青年来说，有一位年纪只有25岁，家里有田50工(约20亩)，人很勤俭，据说很能管理家务。当我们在乡的一个多月，他没有五六天空闲，可是他并不是忙着耕田，而是忙着在庙里替人家尽义务，‘吹洞经’和‘讲圣谕’。这种工作已经继续了好几个月，因为那次祈免炸劫的大醮，在9月里已经开始。他在农闲时如此，在农忙时也如此。还有一位常喜到我们房里来谈时事的青年，年纪30岁，家里有40工田(约15亩)，本来在邻县里替他叔叔管理屠宰税。这两年赋闲在家。有一次他带我去看水坝，一路向我发表意见，说是农民太没有知识，不知道改良，我们青年一定得下田工作，农村才有希望。可是我从没有在田里见过他，每次进城茶馆里却常有他的份。1939年掼谷子时，他父亲因为雇工不易，要他下田，他不干，依旧每天在城里混……保长的哥哥很坦白的和我们说：‘我们这里有面子的人，不下田的。吓，看我这个样子，在田里打什么杂。怪吸，从小就没有挑重，这时候，硬去做，弄得筋骨酸疼，莫丢人了。什么人，做什么事。我们下田，不成，不成。人家看了，吓，不害羞死了?’”[1](pp.255-257) 禄村小地主的生活态度与资本主义精神正好相反。按照韦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