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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与近代日本的亚太政策 山县有朋(1838年6月14日－1922年2月1日)日本军事家，政治家。 　　(文/臧运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摘要：本文拟从近代日本的亚太政策演变的角度，来考察和定位甲午战争。幕末思想家的主张及其初步勾画的日本对外战略，成为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直接渊源。明治初期，日本对外取“远交近攻”之策，以“征韩论”与“征台论”表明了北进大陆与南进海洋的政策意图，其亚太政策初露锋芒。山县有朋首相的“利益线”主张及其在国会发表的演说，标志着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近代日本亚太政策，在甲午战争以前已基本形成。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初步实施该政策，取得了从北、南两个方面踏向亚洲大陆及南方海洋地区的基地，并打破了亚太地区旧有的“华夷秩序”，为其称霸亚太开辟了道路。甲午战后，日本进一步实施其亚太政策；日俄战争就是甲午战争的继续，战后日本在政略与战略方面的积极进取，则为其亚太政策的继续实施奠定了基础。 　　一个多世纪以来，由于甲午战争一贯被视为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中国也称之为“中日战争”，日本则一直称为‘日清战争”)，因而，两国学界对于日本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从其对华政策乃至于大陆政策的角度进行审视和定性的。1994- 1995年间，在甲午战争100周年之际，中日两国学界均出现了把这场战争与东亚世界或远东国际关系相关联而进行研究的呼声，并产生了一些代表性成果，但此后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这不能不说是学术上的遗憾。笔者进而认为，除此之外，时至今日的110年间，仍有必要从近代日本整个对外政策主要是亚太政策这个以往被忽略、却具有现实意义的角度，结合其政策的演变过程，来考察和定位甲午战争。 　　所谓亚太地区，就是战前日本以国策定位的“大东亚”地区。近现代日本对于亚太地区的政策，几乎就是其对外政策的全部；它在时间上延续了近百年，表现形式就是大陆政策和南进政策；由于历史、现实和地缘上的原因，中国始终是日本亚太政策的核心部分。明治时代是近现代日本亚太政策的奠基阶段，而甲午战争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一、 甲午战前的日本亚太政策 　　19世纪中期的幕末时代，当第一个“将亚洲和太平洋的政治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的美国人培里，率领舰队在横滨叩关之后，日本即与中华帝国一样，被纳入西方列强的亚太政策范围之内。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半殖民地地位的奠定，日本如何免遭中华帝国的厄运，迈向近代国家，成为“尊王攘夷”的幕末思想家们的共同课题。而在“攘夷”思想中产生的“海外雄飞论”，是幕末改革派先驱对外思想上的代表性主张，佐藤信渊、吉田松阴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佐藤信渊( 1769- 1850年)受同时代盛行的日本国学思想的影响，在他的著述中，不但勾画了以日本为中心称霸世界的蓝图，而且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在1823年写成的《宇内混同秘策》一书。他认为，作为“皇国”的日本，是“世界万国之根本”，“全世界悉应为其郡县，万国之君主皆应为其臣仆”，故应以日本“混同世界、统一万国”。关于“混同宇内”的方案，他提出要首先吞并中国，“支那既入版图，他如西域、遏罗、印度诸国必渐慕畏威，稽颡葡甸求隶臣仆”；并在书中详细叙述了“攻取支那国之方略”，提出要首先征服满洲，然后再图朝鲜、中国。可见，这是一个征服满洲，吞并中国，进而征服世界，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帝国的“秘策”。根据一位中国专家最近的研究，佐藤的这个“秘策”，对于一百年之后的“田中奏折”( 1927年)，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后者提出的日本征服满蒙一中国一世界的侵略方针，在思路和措辞上，几乎是前者的仿写本或转抄件。 　　佐藤信渊在世时，其思想影响还不太大。但到了明治维新以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就发现了并特别重视其上述主张。这是因为：在佐藤信渊的思想体系中，“包括了维新以来，大正、昭和与近代日本历史进程中，适应时代要求而可以提取的种种侧面”，而其对外扩张、一统宇内的主张，更是被作为日本“高度国防国家体制的先驱而受到赞赏”。 　　佐藤信渊之后，吉田松阴(1830- 1859年)则以言传身教影响了明治维新的领导人物。吉田松阴提出了“得失互偿”的攘夷保国之策。他主张日本在与欧美和好的同时，将失之于欧美者，取之于邻国：“割据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并且又在佐藤的主张上更进一步，主张日本要“乘隙收满洲而逼俄国，侵朝鲜而窥清国，取南州而袭印度”，从而实现丰臣秀吉未果的“宿志”。 　　吉田松阴在宣传其主张的同时，还创办了“松下村塾”，培养弟子。明治维新的许多重要领导人物，如：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人，皆出自松阴门下。吉田松阴的上述思想，自然也就较佐藤信渊，在明治初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幕末时期以佐藤信渊、吉田松阴为代表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