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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情境论视域下政务微信探析 　　【摘要】作为官方话语与草根话语互动的桥梁，微信政务民生公众账号（以下简称政务微信）被各级政府部门视为管理社会和服务民众的有效平台和渠道，越来越被重视，也越来越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本文依据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理论，对当前我国政务微信的发展现状、媒介特征、传播模式进行了探讨，试图概括出政府和公众在新的媒介情境下采取的行为，揭示出微信的圈层传播特点在政务微信的传播中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媒介情境论；政务微信；情景合并；政务传播 　　2011年9月，成都市委宣传部开通了微信账号“微成都”，开启了政务微信的元年，“在成都、爱成都”的口号之下凸显的是宣传城市形象的主张。次年8月，腾讯推出“微信公众平台”，各地政府单位纷纷试水“政务微信”。短短几年，政务微信的发展呈现“井喷”之势，据腾讯研究院2015年4月23日发布的《“互联网+”微信政务民生白皮书》显示，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全国政务微信总量达到40924个，全面覆盖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部门、直属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基本覆盖政府主要职能部门，公安、医疗微信总量规模强势领先，合计占36.7%，从账号类型看，由“信息发布”升级为“在线服务”并且服务属性不断增强，服务号占三成。从主体级别看，省市级部门开通的政务微信总量占比84.7%。报告还指出了用户活跃度，平均每个政务微信公众账号关注用户数超过3.6万。[1]由此可见，政务微信发展至今，对于公众而言已经不再只是信息发布的“第三种途径”，而是一个既能获取资讯，又能满足服务，还能反馈意见的复合场域，政务微信已然成为政府施政的新平台，将政府与公众、基层社会与公共服务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越来越多有价值的、个性化的服务功能在政务微信平台上“生根开花”。 　　一、“媒介情境论”概述 　　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如何影响社会行为》一书中，梅罗维茨在麦克卢汉的“媒介技术决定论”和戈夫曼的“剧场论”的基础上对“情境”做了新的界定，他将“情境”视为一种信息系统或信息模式，通过论述“电子媒介通过形成电子情境而产生了怎样的行为影响，及何以产生价值观”[2]，创造性地提出了“媒介情境论”。梅罗维茨指出电子媒介是通过改变社会的情境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得不同情境融合在一起，从而导致人们的角色重组进而影响其行为，其理论核心是新媒介产生新情境，新情境引发新行为，新行为造就新价值观。 　　在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中，他将媒介研究与社会研究进行了有机结合，以动态的、可变的眼光对情境与行为的关系做了论述，同时将受众的概念纳入媒介情境的分析之中，提出了一系列“情境合并”的论点。[3]梅罗维茨认为信息流动的模式模糊了物质场所和媒介场所的界限，地点和媒介一同为人们构筑了交往模式和社会信息传播模式。媒介平台的信息流动使得情境突破了地域限制，从而产生了新的社会场景，在每一个场景中，人的行为都可以区分为“前区”行为和“后区”行为。电子媒介的出现可能使这种区分变得模糊，“前区”和“后区”有时候会重叠在一起。人们先前的行为也不再适合这种新的场景，所以不得不采取一种适合新场景的“中区”行为。微信与政务的结合，使得人们的“前区”行为和“后区”行为重叠，这就意味着私人情境和公共情境逐渐呈现出一种合并状态，并且私人情境通过电子媒介将被人们有意识的放大，使得公众的生活呈现出一种“透明”状态。 　　二、强化政府机构与社会公众的沟通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移动应用倒逼电子政务发展正成为各级政府的发展共识。各级政府通过微信这样一个多入口的开放平台为订阅或关注他们的公众发布相关信息，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服务的同时，自愿订阅公众号的公众在微信这种闭合的传播环境中，将信息通过政务微信再反馈到政府机构那里，这已是大势所趋。 　　自2012年8月17日推出“公众平台”以来，微信已从单纯的移动社交应用发展成一个以移动设备为接口，连接线上线下的大平台，开放的生态体系为移动电子政务发展预留了极大的创新空间。基于这样的媒介生态，政务微信日益凸显出了这样的媒介特性：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大量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接触政务，界面平台的个性化和多样化带来的是用户体验的强化，搜索功能的无障碍为用户提供大量相关资讯变得更加可能；政务微信依托于微信“强关系链接”的属性和“点对点”的传播模式，不断地强化着用户粘性，将信息更加精准、有效地传递到用户那里，提高了信息的到达率；政务微信逐步完善的在线服务功能为用户提供了一种不同以往的模式和体验，从线下的一对多服务慢慢转向O2O式的一对一服务，为公众提供便捷的同时，也展现了政府亲民、为民、便民的形象，有效提升政府的社会服务效率。依托微信本身具有的社交性、互动性、私密性，政务微信可以使政府与社会公众做到“零距离”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