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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和评价城乡基层民主新发展 　　摘要：近些年来，作为中国政治研究显学的城乡基层民主建设研究，取得巨大进步与成就，这不仅表现在众多的理论成果上，更表现在它对中国政治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发展和成长的人才推动和学理支持上，表现在它对中国基层民主实践本身的理论支持和舆论推动上。但客观而论，该领域研究还存在种种不足，如研究目标偏失、研究领域失衡、研究方法缺失，制约着其整体研究水平。因此，该领域尽管已成研究热点，但研究空间依然巨大。 　　关键词：城乡；基层政治；基层民主；学术述评 　　中图分类号：D693.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5-0098-008 　　 　　 　　一、科学研判基层民主实践的研究价值 　　 　　当年在村民自治初起之时，政界学界对其必要性和重要性的争论均甚为激烈，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仍有学者否认其价值和功能［1］。然而，自90年代中期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国内县级及其以下层面的基层政治生活中，不仅“城乡村（居）民自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中华大地上诸多未曾有过的民主创新实践，让人振奋。试举几端。 　　继1998年四川步云乡和南城乡、1999年深圳大鹏镇试行乡镇长直选后，“选举式民主”稳步引入基层政权建设。四川等地全面推行乡镇长“公推公选”，2003-2004年江苏将其从乡镇推向县处和厅局级干部的选拔，2008年6月贵阳市对四个县区的党委书记进行“公推公选”。2004年，云南省红河州在石屏县7个乡镇进行乡镇长直选的大面积试点。与此同时，在2003年和2006年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深圳、北京和湖北等地均出现“独立候选人”参与选举竞争的现象。 　　自90年代中期以来，城乡公民的各类维权活动不断增多。不仅有农村居民针对农民负担、干部作风、土地征用等问题的“沟通性行动”、“施压性行动”或“抗争性行动”［2］，也有发生在城市的针对征地拆迁、物业管理、企业裁员、民工保障等问题的维权活动，还有针对环境保护、动物保护、艾滋病人权益等问题的新社会运动。在这些维权活动的行动者中，既有作为个体行动的公民，也有作为群体行动的公民，更有NGO组织。鉴于这些活动本身的民主意义，学界有人称之为“维权式民主”［3］。 　　浙江温岭市在试行“民主恳谈”数年后，于2005年开始在部分乡镇进行参与式预算改革的试点。2007年，相近的参与式预算改革还在无锡市和哈尔滨市的街道试行。这一改革，连同“民主恳谈”、各式听证会、评议会等，被一些学者概称为“参与式民主”或“协商民主（商议民主）”［4］。 　　作为基层政治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也出现了民主创新实践。县级党代表常任制在四川省雅安市、湖北省罗田县试点，山西、四川、云南、重庆、湖北和陕西等省还推动乡村党组织书记的“两票制”和“公推公选”改革，四川雅安市进行“党内三权分立”改革，云南红河州2006年甚至对全部乡镇党委书记进行党内直接选举。 　　很显然，当年的基层民主价值“否定论”已难以适用于上述基层民主创新实践。那么，应当如何描述、理解和评价包括上述活动在内的各类基层政治创新实践？与常规政治实践相比较，这些创新实践是否体现了不一样的政治规则与逻辑？它们是否存在某些共同的模式？这些创新实践是如何发生的，为何会发生？它们能否得到巩固、或仍有可能发生逆转？创新实践在当地引起了怎样的反应，其效应和意义如何？与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相比较，中国基层的民主实践有何特点？无疑，这是一系列意义十分深远而又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科学解答的重大问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富有自身传统的巨型发展中国家，开展有关基层民主创新实践“中国经验与问题”的研究，为理论创新提供了的巨大机遇。正如Russell J. Dalton在讨论全球“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时所指出，它“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来检验理论，拓展知识边界，发展新的理论。”［5］显然，国内基层政治创新实践涉及到当代政治学理论的诸多问题，如：民主的文化要素理论与政治文化转型理论，投票行为与选举制度，民主发展与政党，民主发展与公民参与，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民主与政府绩效，民主与政治合法性，基层政治与高层政治，民主与法治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还触及到许多最基本政治问题的核心，比如，政治和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什么，政治的基本价值是什么，政治过程是如何进行的，民主政治是如何发生并成长的。此项研究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能够讨论到政治学理论的诸多方面。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迄今为止，有关民主和政治发展的主流理论，皆来自西方经验的总结和反思，它们能够科学解释上述“中国本土问题”吗？显然，如果它们不能给予合理的解释，那么就可能导致理论的修正、调整乃至重大突破。我们认为，从自主性立场来研究基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