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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渔业生态补偿制度法律思考
完善我国渔业生态补偿制度法律思考
摘要:建立完善的渔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是完善我国渔业资源环境管理的必然要求。虽然我国在渔业生态补偿制度的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应当通过明确渔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健全渔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建立渔业生态补偿基金以及监督管理等法律制度的配套机制,以期建立健全渔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调动各渔业资源经济主体进行渔业资源生态保护和建设的积极性,约束和制止破坏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的行为。
关键词:渔业资源;渔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
中图分类号:DF4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1-0077-009
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已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为“千年大计”,报告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时还强调应当“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我国是渔业大国,海域辽阔,江河湖泊众多,渔业资源丰富且分布广泛,但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渔业发展面临着资源衰竭、环境受损、生态失衡等一系列问题。拦河筑坝、围海(湖)造地、交通航运等工程建设,造成水生生物的洄游通道被切断,产卵场等栖息地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损害。完善我国渔业生态补偿制度,既可以协调渔业经济开发活动与养护渔业资源之间的冲突,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的有力措施,是推进渔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调动各方积极性、保护好渔业生态资源的重要手段。
一、渔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概述
(一)渔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界定
渔业,系指采捕与养殖水生动植物业。[1]渔业权,一般指依法在特定水域上设定的从事渔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利,即渔业生产者依法享有的,利用水域直接进行水生动植物资源的养殖或捕捞行为的权利(养殖权与捕捞权)。[2]我国《渔业法》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水、滩涂、领海、专属经济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一切其他海域从事养殖和捕捞水生动物、水生植物等渔业生产活动,都必须遵守本法。”因此,本文所指“渔业资源”,是一个广义的法律概念,既包括海洋渔业资源也包括内陆渔业资源,还包括渔业生物栖息繁衍的水域环境。即,将其抽象为一个独立的权利客体,并对渔业权尽可能地作体系化的理解。[3]
渔业生态补偿没有统一的表述,本文认为渔业生态补偿是指为了恢复、维持和增强渔业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依据相应标准,通过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化的调整方式,对有益于渔业资源生态系统服务的行为进行补偿来提高行为主体的收益,并由渔业生态效益的受益主体,对其生态保护与修复主体所投入的成本按受益比例进行分担,使渔业资源经济开发活动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从而达到对渔业资源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保护、恢复及改善的作用。
结合我国当前利用和破坏渔业资源及其生态环境的现状,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可将渔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界定为: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调整与渔业资源的保护者、受益者和损害者等主体间利益关系保护的法律规范制度的总和。
(二)渔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
1.经济学理论基础
第一,经济外部性理论。渔业资源利用外部性是指一个渔业资源及其环境的使用者所产生的不包括在其经济成本或受益的核算之内的外部影响。例如,当渔民可以自由进入并捕捞某一渔业资源时,就会出现负外部性。因为在渔业活动中,一个自愿相互合作的协议通常是不存在的,而通常以单个渔船作为决策单元,并以各自的最大利益为目标,也不考虑他对其他使用者所产生的外部效果。一个渔民的过多采捕可能导致另一个渔民捕捞产量减少,同时也可能导致渔业资源被过度捕捞。渔业生态补偿就是政府用以干预这种市场失灵、实现经济外部性内部化的一种途径。[4]
第二,公共物品理论。在渔业资源的利用中,当个体渔民在决定是否入渔时,只考虑渔业平均收益是否大于平均成本,为了增加个人边际收益,渔民的短期动机倾向于捕捞尽可能多的鱼,而长期目标则是获得最大经济产量或最大可持续产量,从而导致渔业资源被扭曲配置,造成渔业资源的“公地悲剧”。[5]此时,只有限制渔民数量,且渔民均遵守某种形式的捕捞量限制,才能获得渔业的可持续产量。但是,如果渔民数量过多,某一渔民可能会成?橐桓鑫抟獾摹按畋愠嫡摺被蛘呶薰毕资褂谜摺?[6]因此,需要通过政府对公共资源的“搭便车者”以征收生态补偿费的形式对其扭曲的经济行为予以纠正,并对提供公共资源的人予以补偿,对生态环境进行修复。
第三,希克斯-卡多尔补偿原则。为解决帕累托准则在实际中的“失效”问题(1),经济学家提出了补偿原则,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希克斯-卡多尔补偿检验(Hicks-Kaldor compensation test)。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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