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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思考 　　摘 要：我国消费者保护的相关法律规范大多比较简略、粗糙，缺乏可操作性，致使相关执法和司法效果备受争议。近年来网购、金融消费等新型消费方式的大量涌现，更使我国现有消费者保护机制面临严峻挑战。完善我国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应当设定特殊领域经营者的信息披露义务，加强消费教育立法；明确不当商业行为的概念与类型，对经营者的不当商业行为课以重责；完善消费合同缔结制度，确立格式合同缔结的“纳入”规则；完善消费合同效力制度，明确“黑名单”、“灰名单”条款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建立消费合同格式条款的事先审查制度。 　　关键词：消费者保护机制；信息披露；商业行为；消费合同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4-0063-04 　　在消费关系中，消费者相对于经营者处于弱势地位，这种弱势不仅表现在经济实力上，而且表现在博弈能力上。消费合同当事人之间存在典型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经营者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向消费者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信息往往是不完整、不充分的，甚至故意隐瞒重要信息或者提供虚假信息，误导消费者。随着网购、金融消费等新型消费方式的大量涌现，我国传统消费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新的消费问题又接踵而至，相关立法、司法和执法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尚不健全，其中的主要问题是现有法律规定大多比较简略粗糙，缺乏可操作性，致使相关执法和司法效果备受争议。另外，我国与消费者保护有关的标准体系严重缺失，如我国还没有汽车内污染物排放及浓度标准，这使得消费者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往往无法以强制性标准作为维权依据而处于举证不能的境地。鉴于此，本文剖析我国消费者保护法律规范的缺陷，结合相关法理及国外立法经验，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消费者保护的相关法律规范分析 　　一个完整的消费行为一般包括三个阶段：购买前了解产品或服务的信息―订立买卖合同（购买）―对经营者的售后服务进行评价。因此，“将消费者保护局限于合同方面是不够的，还应当拓展到合同前的消费者教育和信息了解、合同后的产品安全和质量保障以及有可能产生的消费争议的处理”①。分析我国消费者保护的相关法律规范，也应当从交易前的信息知悉、交易中的合同签订、交易后的评价与救济三个层面展开。 　　1.交易前消费者保护的相关法律规范 　　消费者在购买前一般要对产品或服务的质量、价格等进行评估，进而作出选择。我国2013年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20条规定了经营者的信息披露义务，以此矫正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态。“设定信息义务是最为温和的法律干预形式。设定这一义务并不会破坏‘约定必须遵守’的原则，而是尽力保障双方当 　　事人合同意愿有坚实的基础。因此，信息披露义务实际上正是坚持‘约定必须遵守’原则的一种方式。”②但是，《消法》第20条仅对经营者的信息披露义务作了一般性规定，其对于网络交易、金融消费等新的更加复杂的交易形式，基本上起不到应有的规范作用。并且，该法条对于一般情况下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的规制也存在不足。“首先，很多人都拒绝任何形式的强制性指导，即不需要阅读冗长的一般交易条件。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向消费者提供义务性信息，并不就意味着可以达到标准的透明状态。”③换言之，为经营者设定信息披露义务，并不总能实现对既定消费者的信息获取困难提供有效救济的目的。因此，除了设定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立法还需要增加消费者教育方面的法律规定，以对交易前消费者保护予以补强。消费者教育有助于消费者了解市场规律和交易规则，增强行动能力，从而更好地保障自身权益。我国《消法》中没有规定国家开展消费者教育的内容，这实属一大疏漏。该法第37条规定消费者协会有向消费者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的公益性职责，但没有规定其应当向消费者进行消费教育。这方面的法律空白亟须填补。 　　2.交易中消费者保护的相关法律规范 　　我国现行立法关于交易中消费者保护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消费合同制度上。消费合同是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达成的交易合同，其既有民事合同的一般特点，又有区别于普通民事合同的特殊性。我国立法中的消费合同制度包括缔约制度和格式合同制度，这两项制度都不够完善。 　　第一，消费合同缔结制度中有关撤回权的规定存在明显不足。撤回权（或称消费者的反悔权）是消费合同缔结制度的核心，指消费者享有的在特定交易情形下可以任意解除合同而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权利。很明显，与设定经营者的信息披露义务相比，授予消费者撤回权对经营者决策自由的限制更为严格。授予消费者撤回权被公认为消费者保护的主要机制之一。德国民法学者指出：“与《德国民法典》第138条第1款关于合同无效的一般性规范相比，或与以缔约过失规则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