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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解释主体模式在我国重构 　　[摘要]我国现行宪法中把宪法解释权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笔直认为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既作为立法机关又作为对自己立法进行解释的宪法解释机关，是有悖于“任何人不能充当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法理的。宪法应当既具有政治性又具有法律性。因此，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笔者认为重构我国宪法解释主体可以从二方面着手，一是改进立法机关的解释；二是完善人民法院的解释模式。 　　[关键词]宪法解释 政治性 法律性 重构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08（2007）0420－1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宪法解释权归全国人大常委会，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受全国人大监督并向全国人大负责。因此，全国人大当然享有宪法解释权。那么这二者解释宪法发生冲突时应该遵循什么标准呢？笔者认为应以全国人大的解释为准。因为我国的全国人大是非常设机关，全国人大代表采取兼职形式，在会期结束后又回到自己岗位上深入社会实践中。在社会生活中，代表的观念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一些新价值、新观念较为一致。相比之下，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常设机关，人员是专职的。缺乏全国人大代表的社会经历，对社会变迁和新的需求缺乏直接体会。 　　但是，如果把宪法解释权全部归于全国人大也会出现问题。一方面全国人大解释宪法是以定期召开会议的形式解释的。而事实上由于社会生活中违宪法律和行为是时常发生的，导致对宪法的解释也是经常性的。显然，定期的会议形式是难担此任的。本着宪法解释的专业化原则。笔者认为将宪法解释权细化为监宪解释权、专门释宪权和司宪解释权或许可以克服以上局限性。其中监宪解释权由全国人大行使。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自然享有对宪法的解释权。但是经常性的宪法解释权应是专门释宪权和司宪解释权。其中专门释宪权归全国人大中专门设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行使，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专司立法。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对全国人大负责，它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平行的机构，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可以行使监督权进行宪法解释。从政治改革的角度上增设若干个极其崇高的职位就可以留下一套永远造福公民个人的制度。这的确是重组权力结构的最佳突破口，也能达到稳中求变的双赢目标，的确如此。当然在未来要设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中，要注意几点：首先在组织上，该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其成员构成以半数为人大代表半数为法律专家为宜。这是因为进行宪法解释需要有丰富的法律知识。一般而言，代表中通晓法律的并不多，必须吸收非代表的法律专家入该委员会。同时，既然是作为全国人大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而代表又是人民推选出来行使国家权力的人，那么该委员会就应有代表的地位，法律专家与代表具有相等的权力。其次，在职权上该委员会与其他委员会不同。它不是一个建设性的、辅助性的机构，而应有一定的决定权。即对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及直接接受宪法调整的行为是否合宪向全国人大提出强制建议。而对上述国家机关以外的国家机关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及行为拥有独立的解释权，其解释具有最后的法律效力。[1]具体设想如下：宪法委员会在地位上从属于全国人大并受其监督，全国人大保留其因为监督宪法实施而解释宪法的最高权力。同时，取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规定，让其有时间和精力考虑调查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立法。这样实行全国人大的宪法监督解释与宪法监督委员会的专门解释相结合，以宪法监督委员会专门解释为主的体制。宪法监督委员会的职权至少应包括如下方面：①审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合宪性；②裁决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端；③解释宪法。[2] 　　就我国人民法院解释宪法的具体架构而言，笔者认为司法机关解释宪法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的。就是说司宪解释权是有限的。因此人民法院内怎样架构宪法解释机构应体现它的有限性。而这种有限的司宪解释权的设置也体现了司法机关在解释宪法时应存在不同的救济机制。对此 笔者有以下设想：一种方式是如果法院尽最大可能也无法在法律规范的可能之义范围内获得合宪性解释的话，那就意味着该法律规范很可能是违宪的。而我国法院的地位决定了它并无权力直接就相关法律规范作出违宪判断。这时法院则暂时中止审理并上报省级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如果是地方性法规或规章有违宪嫌疑的话，则由省级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裁决。因为我国司法机关虽由人大产生，但它的行为与地方行政机关有差别。司法原则要求司法机关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更注重的是按效力等级执行权力。所以各级司法机关有摆脱地方利益支配的理论基础。由各级司法机关解释级别低于自己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行使权力的合宪性是可行的。但是，基于解释宪法的严肃性，如果发现与宪法冲突的情况应报请高级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解决。对于宪法解释的申请应首先报请哪一级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