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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堕胎几点法学思考 　　摘要:堕胎是指提前结束妊娠,即在婴儿出生之前终止妊娠,通常是由孕妇本人或医生有意实施的“人工流产”。医学、伦理学和法学曾就“堕胎”相关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然而,目前仍未形成统一的观点,赞成者和反对者皆有。笔者拟从一个真实的案例入手,对此案例折射出的生育权、胎儿的生命权以及二者的价值冲突选择等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生育权;生命权;价值冲突 　　中图分类号:D923.8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2―0156―02 　　 　　案例概要 　　案由:一般人格权纠纷 　　原告:李建,男,汉族,1981年出生,驾驶员,住启东市志良镇 　　被告:启东市陈黄秀珍医院,住所地启东市兆民镇 　　第三人:王海霞(系原告李建妻子),女,1985年出生,汉族,住启东市志良镇 　　审结时间:2006年5月19日 　　原告李建与第三人王海霞系夫妻。2006年3月12日,第三人王海霞在首胎怀孕七个月的情况下到被告医院处要求进行终止妊娠手术,并书面声明“因夫妻关系破裂准备离婚……因引产所致纠纷与医院无关。”王海霞于当日下午在兄嫂陪同下入院后经检查,未发现胎儿异常,并于下午3时30分进行了终止妊娠手术,而这一事件,王海霞并未告知原告李建,也未为其协商,术后王海霞与原告分居,居住于娘家。原告认为,其享有合法的生育权,其权利的行使不能由妻子代替,被告医院的行为残害了原告即将出生的子女的生命,严重侵害了原告的生育权。而被告认为,王海霞到被告处进行终止妊娠手术是其生育权的正常行使,原、被告均无权阻止,故此,被告认为其对原告并无侵权行为的存在。由案件介绍,可以看出此案争议点在于生育权和胎儿的生命权,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阐述。 　　一、思考角度一――生育权 　　提到生育权,我们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女性专属的权利,然而本案的原告作为丈夫提出了生育权的诉求,这该如何理解? 　　首先,需要弄清楚,生育权在法律上的含义。我国法律没有直接明文规定生育权,但在学理上通说认为生育权是人生权的一种。在我国,体现生育权的具体条文有1992年4月3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妇女有按照国家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2002年9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公民有生育的自由”。解读这两个法条可知,生育权作为一种对世权,从积极方面而言,权利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受生儿育女所带来的利益;从消极方面而言,权利人可以拒绝生育,并要求任何人不得强制其生育。问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重点强调的是妇女的生育权保护问题,这对于身为丈夫的男性是否构成生育权行使的当然阻力?针对这一问题,需要对上述的法条做出解释,以解决看似冲突的法律条文。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颁布实施日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之后,根据后法优于先法的原则,身为丈夫的男性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当然的享有生育权,而且其享有的生育权受法律保护。 　　在此还需要强调一个问题,《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中强调了妇女的不生育自由,通观我国法律,没有条文对男性不生育自由给出规定,这是否违背了平等对待原则?不可否认,由于人类自身身体特征的限制,在积极行使生育权时需要夫妻双方的支持和共同决定,但是《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似乎忽略了男性的积极生育权,这一点必须从立法意图上加以理解,此规定是多方利益衡量的结果。作为对等的待遇,女方在实现生育权时承受了孕育过程中的种种痛苦和不便,这是男性所不能替代的,法律据此赋予了女性在生育权上更大的话语权。反之,如果男性拥有同样对等的话语权,将不可避免的出现一系列强制堕胎的局面,严重损害妇女的身体健康。因此,妇女的生育意志更应得到法律的尊重。 　　二、思考角度二――胎儿的生命权 　　除了生育权,本案中未出生的胎儿是否享有生命权的问题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对这个问题做出法学回答之前,先从伦理学角度解读胎儿。“堕胎是不是结束人的生命?”这是任何关于堕胎之道德性的论述所要考察的第一个问题。D.卡拉汉在《堕胎:法律、选择和道德》的第十、十一章中,概述了确定生命何时存在的不同根据,他最后提出以发育观作为解释“受孕体”的最好方法。按照这一观点,人们承认受孕之时就有生命,但又考虑到这一可能性:可能在稍后的某个时候,这样的生命才能被视为人。也就是说,在九个月的妊娠期的不同发育阶段,都存在着潜在的人命。医学上将胎儿发育从受精卵到形成人形分为10个小阶段,那么哪个阶段的受孕体是人的生命呢?生物学和遗传学认为,受孕体在每个阶段都充满生机,但愈接近有可存活性,人的特性就越多,在发育的较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