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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历史沿革下寻衅滋事罪发展路径 　　摘要：寻衅滋事罪与流氓罪经历混沌和分野，至今没能摆脱“口袋罪”的评价，在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充分平衡保护人权与惩治犯罪二者关系更具现实必要性。针对转型期内若干新型案件出现导致的有关法律适用上的困惑，寻衅滋事罪由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一个普通的罪名重回大众讨论视野，引发一定争议，故而应当从微观和宏观不同侧面讨论定罪量刑事由并厘清罪名发展脉络，真正实现法治内涵。 　　关键词：寻衅滋事罪；流氓罪；公共秩序；价值回归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3-0042-02 　　一、寻衅滋事罪的立法演变 　　纵向回顾寻衅滋事罪的立法演变，可以窥探出寻衅滋事罪与流氓罪混沌与分野的过程。1979年刑法将流氓罪规定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概括为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等破坏公共秩序的流氓活动。可见当时的寻衅滋事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而仅是流氓罪诸多行为表现之一。基于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流氓罪对于打击犯罪肃清社会风气曾发挥过一定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定刑模糊、外延宽泛、语义神秘、法定刑畸重等缺陷，适用上的随意性破坏了刑法应有的严肃和威严，被学界称为刑法中最大的“口袋罪”，即大量无法定性的罪名都被归于流氓罪的“口袋”中。因其弊端严重，实践上经常触犯到公民合法权益，显示出诸多立法与现实不适应，最终没有意外的退出历史舞台。 　　修改后的1997年刑法取消了流氓罪的设置，取而代之将其细分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儿童、聚众淫乱、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几项罪名，充实了定罪要件并大幅下调法定刑。经过二十余年发展和更新，寻衅滋事罪的客观表现主要包括以下四种：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等。虽然刑法在向科学化、规范化方面不断迈进，但寻衅滋事罪仍伴随非议，没有达到人们的美好预期。“随意”、“情节恶劣”等充满价值评判的措辞有悖于刑法安定性，诸多弹性条款的设置，使得如何准确把握该罪内涵、如何与他罪进行界分带来理论困惑和实践难度，“小口袋罪”的评价从未停息。 　　二、界定入罪的几个关键点 　　通过梳理近年引起广泛讨论的几起涉及寻衅滋事罪的案件，有助于提升对寻衅滋事罪的思考。 　　例1：2012年11月，浙江温岭某幼儿园女幼师颜某针对儿童实施揪耳朵、扇耳光、胶带封口等行为照片曝光于网络，造成恶劣社会影响。颜某以寻衅滋事罪被公安机关逮捕，后经司法机关调查、审理，最终处以其行政拘留15日。 　　例2：2014年4月，被告人秦某针对重大突发事件捏造、散布虚假信息于社交媒体，严重影响公众秩序。秦某最终以诽谤、寻衅滋事等罪入刑，成为首个网络造谣的获罪者。 　　（一）不可忽视的犯罪动机 　　在传统刑法理论中，犯罪动机对定罪的影响极为有限，往往作为量刑情节之一，通过剖析犯罪动机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进而作为一个参考要素斟酌量刑轻重。对大多数犯罪而言此定义是妥当的，而在有些场景则有失偏颇，譬如寻衅滋事罪所要求的情节限制使得犯罪动机或可成为区分此罪与彼罪的关键。基于立法本意考虑，寻衅滋事罪包含的主观心态主要是行为人寻求精神刺激、公然藐视国家法规法纪与社会传统道德的故意和肆意。犯罪动机对寻衅滋事罪的成立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与他罪相比较为特殊的一个部分。从纵向观态，寻衅滋事罪不可避免的承袭了流氓罪包含的流氓动机。 　　（二）刍议“随意”与“情节恶劣” 　　寻衅滋事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法条关于“随意”的表述强调行为人基于故意意识状态，在卖弄、威胁、打击、毁坏或其他目的下对自身非法行为进行放纵。虽然寻衅滋事罪和故意伤害罪在侵害公民人身权利方面具备相似的构造，但是总体来说故意伤害罪中打击目的、打击范围相对明确，寻衅滋事罪则不尽如此。行为人的挑衅对象和威胁范围往往模糊不明，要确定寻衅滋事罪成立与否，“随意”行为是一个重要判断点。另一方面，事出有因并不与“随意”相对立。实践中，大多数寻衅滋事行为都基于一定前置摩擦而起，除却对立方故意激起矛盾负主要责任的情境，这种先前出现的原因并不阻碍寻衅滋事罪的成立。对于“随意”的把握应当侧重于行为人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对法纪的藐视，对自身挑衅与霸道行为的放任。 　　寻衅滋事罪中“情节恶劣”是一个较难以把握的概念，通常认为只有寻衅滋事行为达到严重或恶劣程度才可入罪，生活中出现的轻微辱骂骚扰等不够成此罪。司法解释对情节恶劣行为进行了若干条划分，但其中“其他情节严重情形”的表述也留下了很大程度的想象空间。从学理上综合来看，构成寻衅滋事行为情节恶劣应当具备两个基本要素，一是造成一定恶害结果，二是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