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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古代中日交流对日本社会影响 　　摘 要：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中，和平友好是历史主流，中日文化同根同源，两国文明交流互鉴，发展繁荣了东亚文明，丰富了世界文明宝库。中日两国友好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也有利于亚洲、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中日关系发展历史证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只有在中日友好的轨道上，两国共同利益才会不断地交融扩大，实现互利双赢。 　　关键词：中日交流;日本社会;影响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3-0094-02 　　著名学者郭沫若在祝贺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时作了一首《沁园春?祝中日恢复邦交》词，其中写道：“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昔鉴真盲目，浮桴东海，晁衡负笈，埋骨盛唐。情比肺肝，形同唇齿，文化交流有耿光。堪回想，两千年友谊，不等寻常。”由此可见，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年代。 　　据文物考古的发现证实，至少在中国的周秦时代，中日两国人民就有了接触;中国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也已经传到了日本。特别是水稻耕作方法和铁器、青铜器以及冶炼技术的相继传入，加速了当时处于弥生文化时期的日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史记?秦始皇事纪》及《淮南列传》中所载的徐福东渡日本，为秦始皇求长生不老之药的史实，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秦徐福之墓”的古迹的存在，其本质意义并不在这一传说的真伪，而是作为秦时文化传入日本这一大背景的注脚的可信性。当时中国的官修史志《汉书》中曾简略地记载了这一情况：“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出。”这也是中日关系见诸文字的最早的记载。到了东汉，日本则不再限于此，而是更进一步“遣使奉献”或“奉贡朝贺”了;随着两国往来关系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史书的记载也日渐详明，以至列有专传了。1784年日本出土的“汉委奴国王”的金印，也是这一史实的明证。三国时期虽中国战乱，由于公元57年时中日间业已开辟正式交通，邪马台女王仍与魏国保持着通使往来。西晋年间的公元285年，朝鲜学者王仁携《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到日本讲学，这是儒学传入日本的开端。日本当时尚无文字，于是同时籍传入的汉文书籍学习汉字，表达思想，后来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平假名和片假名，发展了日本的文化。晋末中国大乱，分裂为南北朝对峙的动乱局面;而自3世纪末起，日本列岛上诸国之间也正忙于火并，自然谈不上向中国“入贡”，中日间的往来遂中断了一百五十年之久。日本大和政权统一列岛后，在向朝鲜半岛扩张却屡战屡败之后，又想到向中国呈贡，借中国的威望来实现其对朝鲜的野心，于是加强了同中国的往来，并有倭五王向中国请封之举。在这段时间里，从朝鲜半岛间接输入中国文化已无法满足日本的需要，于是日本使者来中国次数、人数均大为增加，导致大和王朝的文化水准进一步提高，也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和各种工艺技术的发展。中国的缝织工艺始传入日本，带动了日本的养蚕、织绢业也大为发展，纺织物趋于精细。此外，当时尚有许多陶工、画工、鞍匠等，沿朝鲜半岛进入日本，这些后来归化为日本人的中国和朝鲜移民，在日本古代文化技术的发展与宗教信仰的形成等方面，起到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建立的功业是永不磨灭的。 　　从公元6世纪末至9世纪末的近三百年间，是中日友好史上交流昌盛的时期，据《隋书?倭国传》记载，当时日本的发展迅速，已凌驾于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王朝之上了。公元607年，日本派遣小野妹子使隋。隋朝统治期间，日本前后遣使三次。日本的使臣来隋，偕有留学生同来，使臣回国后，留学生仍留中国。唐代，日本继续派使臣来中国。据日本史书所载，前后任命“遣唐使”共有十九次之多。日本的遣唐使不同于一般单纯基于政治目的的遣使，而是有意识地前来观摩摄取唐朝的中国文化。遣唐使官一般是选择文艺优秀通达经史的文臣，使团人员中包括医师、阴阳师、画师、乐师，并有众多的学问僧和国学生同行。一次来长安的遣唐使，多到几百人。唐中宗到唐玄宗时代的几次，都达到五百人左右。日本遣唐使归国后，多位列公卿参与国政，唐代的文化制度随之介绍到日本。此间圣德太子（公元593―627年）执行的冠位十二阶、使用历法、设置中令等措施以及制定的宪法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日本遣隋使借鉴中国的中央集权统治，将儒家学说与佛教思想直接应用于政治统治的情况。隋代尤其是唐代，日本大量吸收的中国文化，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社会的迅速发展，这在大化改新以后则表现得更为明显了。 　　大唐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几个朝代之一，在日本眼中更是“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公元630年起，日本向唐朝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至894年的264年间，共任命十八次遣唐使节（包括894年以管原道真为大使，后被取消的那一次）和一次迎入唐朝大使的使节;其中，成行的达十五次之多。较之过去，包括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