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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司法实践中合同目认定途径 　　摘要：合同目的作为我国现行《合同法》中法定解除权、法定无效情形等重要制度的核心构成要件，其认定技术在司法实践中地位举足轻重。准确认定合同目的，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从理论角度，区分其与合同动机、共同目的，实现对其特征与性质的把握；从实践角度，明确当事人是否对合同目的有特别约定，若无特别约定，则需要对合同条款、内容、标的等要素进行特别考察，结合合同明显特点、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对合同目的谨慎认定。 　　关键词：合同目的；司法实践；违约行为；法定解除权 　　一、“合同目的”认定技术在司法实践中地位举足轻重 　　在现实生活中，民事主体基于特定的动机与符合条件的另一民事主体，以真实的意思表示达成合意，订立民事合同。在民事合同成立并依法生效后，双方当事人便以合同内容获得了对应的权利义务。同时，合同还记载和反映了一项重要内容，即本文主要论述对象――合同目的。 　　“合同目的”一词在《合同法》中的多项制度中均有出现，比如法定解除权中的违约行为造成“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不可抗力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法定无效情形中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但是《合同法》及其解释中对“合同目的”一词未作出明确定义。在立法之初，对于“合同目的”一词，立法者之间也有过激烈地讨论和谨慎地推敲：“合同目的”和“经济利益”中，哪一词更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程度？最终，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中选用了“合同目的”一词，并沿用至今。由此段立法历史可知，“合同目的”一词与“经济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合同目的”并不等同于“经济利益”，例如在赠与合同中，无偿赠与一方的“合同目的”显然不是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而在社会飞速发展、交易手段多样化的今天，“合同目的”也更加类型多样、变化多端。即使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是《合同法》分则中明确规定的十五种典型合同，也常常会因为特殊的合同内容而被赋予特定的目的。因此，对某一具体合同中“合同目的”的认定成为司法实践中举足轻重的一项技术。该项技术的实现则包括对“合同目的”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上的认定。 　　二、从理论角度认定“合同目的” 　　由于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合同所承载的“合同目的”均不相同，在民法学界对于合同目的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概括的定义，于是从理论角度认定“合同目的”，则需要从其性质和特征上进行分析。笔者认为，有如下两个方面值得论述： 　　（一）“合同目的”产生于合同成立之后 　　在一般语境下，人们从事某一活动，必然是带着某种特定目的而为，即目的在行为之前产生。但是在民事合同范畴里，“合同目的”真正产生于合同成立之后。产生这一区别的根本原因，在于合同“动机”与“目的”的分离。 　　以典型的买卖合同为例，2001年11月5日，买方霍某与卖方上海中兴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购车合同》，在合同中约定买方向卖方购买大众汽车一辆，价款35万元，交货时间为合同生效起20个工作日。合同成立后，买方以支票形式向卖方支付了定金14万元，并按要求交付了相应的车辆购置费、保险费、上牌费等。2001年12月11日，买方委托律师发函给卖方称，因卖方未在合同约定的20个工作日内交付车辆，构成违约，应解除《购车合同》。为此，卖方回函称要求买方履行合同，付清车款并提走车辆。买卖双方于是产生纠纷，卖方诉至法院，请求买方继续履行合同。在诉讼过程中，买方提起反诉，认为卖方迟延履行合同，致使其丈夫欲将车辆作为其“相识十周年的纪念礼物”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购车合同》。本案一审法院支持卖方诉请，买方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在此案中，买方实则混淆了“合同动机”和“合同目的”。合同动机于合同之先产生，在本案中，就是“购买车辆作为夫妻相识十周年的纪念礼物”，买方霍某受该合同动机的驱使与卖方车商订立了《购车合同》。然而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买方并未将其内心动机作外部表现，即未将合同动机体现在合同内容中，导致了最终合同成立后买方“动机”与“目的”的分离，而合同动机并不能成为启动法定解除权的条件。 　　因此，与合同动机不同，双方当事人按照法定形式使合同成立之后，合同目的才真正被合同所确定。在现行《合同法》分则中的十五类典型民事合同都有其特殊的合同目的，如租赁合同中，承租人的合同目的即获得一定时间内对出租房的使用权；如运输合同中，托运人的合同目的即将货物运输至合同约定的目的地处，等等。但是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导致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实际携带着各种各样的期待或动机。若双方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将彼此的特殊动机记载于合同内容中，则在合同正式成立后自动转化为“合同目的”；若特殊动机未通过合意而被合同确定，则会发生“动机”与“目的”的分离，在将来可能发生的合同纠纷中难以得到救济。 　　（